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论行政问责制下党委领导的责任

把党委领导列为行政问责制的范围,是完善我国问责制的重要一步,对于促进责任政府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存在着对行政领导问责多而对党委领导问责不够的局限,不符合权责一致的原则。加强对党委领导的问责,需要进一步明确党委领导和行政领导各自的权限,制定专向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门责监督机制。     

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

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提出要从坚持权责相符原则、强化异体问责力度、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等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异化的表现、成因及其预防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以宪法为法律渊源，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经历了探索、建立、发展三个阶段。由于制度不成熟，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前和问责实施中，在内容、方式、手段、结果等方面都会出现异化现象。针对造成行政问责制异化的七大原因，应在推进法律建设、加强宪法精神教育、强化民众话语权、发挥监察机关监督作用、鼓励司法机关介入、重视互联网监督等方面切实加强预防工作。     

论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探微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清、对象不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缺位、有名无实;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无程序性。因此,有必要寻求问责制之出路:规范行政问责原则;明确行政问责范围;健全行政问责法律;强化行政问责意识。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

行政问责制可望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要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框架,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严格划分权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行政问责制的阻滞因素及其对策分析

目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既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亮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还存在问责主体间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匮乏、异体问责力度不够等诸多阻滞因素,需要在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政府的绩效考评机制、完善异体问责、加强问责法律规范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研究这些阻滞因素的影响并给予对策性建议对于落实和发挥行政问责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民主政治观与当代中国民主行政建设

毛泽东民主政治观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模式进行探索的结晶。民主行政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拓展,是政府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体制安排和治理活动。毛泽东民主政治观蕴含的核心价值对当代中国民主行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推进当代中国民主行政建设,应以毛泽东民主政治观为指导,要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健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行政制度,落实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行政行为。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论共同过失正犯

共同过失行为导致危害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国刑法典没有规定其为共同犯罪。本文从对现存有关的主要理论分析入手,界定共同过失正犯的概念特征,说明共同行为、共同注意义务的特征并对共同过失正犯进行分类,最后对共同过失正犯的必要性进行了简单的论证。     

政府采购中的职务犯罪及防治

政府采购中交织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广阔的行政权力自由裁量空间,加上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使得政府采购领域丑闻频发,滋生权力寻租、官员腐败乃至职务犯罪.由于其行业和领域的特殊性所致,政府采购中的职务犯罪既和一般的职务犯罪有共同点,也有自身的特点.把握政府采购中职务犯罪的特殊性,才能对其进行更加有效的防范和处置.     

德福统一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兼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基础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德福统一的社会,德福背离是社会不公正的突出表现。社会公正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基础,行政伦理建设要树立GDP与GNH协调统一的发展理念,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社会机制,促进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完善和贯彻德才兼备的用人体制,坚持制度伦理建设与德性伦理建设的统一。     

基于区域旅游合作的红三角旅游区建设问题探析

区域旅游合作,已被实践证明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中,区域旅游合作的形式、理想模式、空间结构形态以及产业链与产业体系的构建等几方面,是发展区域旅游的重要理论基础。韶山、花明楼、乌石三地旅游资源既有相似之处,又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具备区域旅游合作的基本条件。三地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和服务网络,塑造整体旅游形象并开展联合促销,构建领袖故里红三角旅游区,共同打造湖南省红色旅游强势品牌。     

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

广告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又具有伦理意义。广告在实现其经济目的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伦理责任。强调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是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是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的需要。当代中国的广告事业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履行社会伦理责任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反思。要加强当代中国广告社会伦理责任建设,必须 “贯彻制度建设、行政手段和道德自律”三位一体的原则。首先,要完善广告的法规制度建设,为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奠定基础。其次,要加强广告的行政监督管理,为广告的社会伦理责任的履行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再次,要提高广告主、广告代理商和媒体的道德自律水平。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论英美刑法注意义务的理论嬗变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注意义务理论经历了相当注意说、客观主义的行为标准说、主观主义的注意义务说三种学说.认真研究这三种学说,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认识犯罪过失的核心.     

行政处罚的有责性研究

行政处罚的有责性问题(即被处罚人的主观心态是否以故意或过失为必要),是行政处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世界各国的学理见解及制度规定均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是,其发展的趋势随着现代民主法治思想的发展是倾向于行政处罚应以有责性为要件的。我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没有对行政处罚的有责性作出系统性的规定,但是,对违法者的责任能力、行为能力及主观要件都作了规定。文章试图从刑法相关理论入手,比较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学理及制度,结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行政处罚领域的有责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尝试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处罚有责性制度的初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