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区服务60年

香港社区服务始于20世纪40年代,源于社会慈善与社会救济,经历了民间自发组织、政府资助、政府购买服务三个阶段。民间自发组织阶段。二战结束后,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大量内地难民涌入,面对大规模的社会救济工作,各类慈善团体、福利机构纷纷成立。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抗战时期的香港救亡团体述略

抗战期间,香港作为自由港曾一度远离战火,后被日军占领直至二战结束。香港沦陷前,香港华人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感召下以结社的形式援助祖国抗战,在抗战宣传、物资筹募、难民救济、回内陆服务等多方面做出重要贡献。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港九广大农村地区成立了许多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救亡团体主要以后援方式向内地提供援助,至香港沦陷期间,转变为直接参与军事抵抗等抗日活动。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抗战时期同乡组织的难民救助工作——以粤籍旅沪同乡会为例

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救助工作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开展,另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各界团体的共同努力。同乡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团体,在抗战时期的同乡难民救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海市的粤籍旅沪同乡组织为例,同乡难民救助工作主要从难民收容、难民遣送和物资筹办三个方面展开,并由此产生了四个方面的政治社会效应,包括战争有生力量的保存、民族认同的强化、民主觉醒的推动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乡村赈灾活动述略（1903－1928年）

直隶商会秉承了民间组织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每遇天灾人祸,各地商会除积极劝募,亲自发放赈济衣粮外,还采取经济手段组织平粜,接济民食,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为了防止匪人扰害灾民,维护商业,各地商会加强了地方治安。直隶商会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政府赈灾的不力,为农村灾民救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20世纪上半叶回族慈善团体研究

通过对1900至1949年间回族慈善团体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及活动情形的探讨,指出回族慈善团体具有自上而下组成,会员无定、经费来源单一,早期活动内容单一、结构简单,后期不断发展等特征。在增强回族凝聚力,促进回族社会稳定,加强回族与其他民族的联系,扩大回族在中华民族及国际穆斯林中的影响方面,回族慈善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慈善视角下新疆异地商会社会治理实证研究

慈善公益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和异地商会谋求发展的双重需要。新疆异地商会在长期的公益慈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特点,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扩大慈善救助范围,提高慈善队伍专业化水平,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范慈善行为是今后新疆异地商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势。     

论商会的互益性质及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参与

在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仍欠发达的条件下,发挥互益型民间组织的公益性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公益慈善现状.中国的商会属于互益型民间组织,商会除了承担其主要的经济职能外,还在近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中国各地商会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作用,必须积极理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扩大商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制订的参与权;克服商会的自利倾向,发扬商会的公益性精神;商会要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公益慈善事业,让社会了解、理解商会及其所代表的新的社会阶层,促进社会和谐.     

民国慈善团体述论

民国以降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团体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前代 ,团体结构趋于规范。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表明民国慈善团体在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 ,这为“第三部门”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救济

中世纪,欧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且活跃的社会救济体系,当中包括了真挚友爱之情流露的个人善举,缘于上帝仁爱的教会救济以及传统互助互爱的社会团体慈善活动。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之前,这些社会救济组织在欧洲中世纪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救助功能,而当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真挚朴素的友爱互助精神,以及社会普遍的人文关怀正是当今社会所应提倡与弘扬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

经费是中国红十字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其经费的筹措方式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会费、二是筹募捐款、三是国际援助、四是政府补助、五是基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红十字会在筹措经费的过程中不仅扩充了自身的力量，而且还广泛宣扬了红十字精神，其形式多样的经费筹措方式值得现代慈善团体学习与借鉴。     

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主要源于儒家及佛家宣扬的慈善观念,基于这种理念的救济活动源远流长,体现出慈善恩赐、重养轻教、济贫救困的明显特色,但终究不能将社会救济事业导入法制化轨道.晚清以降,受到西方社会救济理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开始向近代嬗变,慈善观念演进为国家责任观念,重养轻教的消极救济观念演进为教养并重的积极救济观念,道德色彩浓厚的济贫救困观念演进为"全民救济"观念.理念的嬗变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并进而在民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社会救济法规中化为国家的立法诉求.     

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现代性特征初探——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

中国救济妇孺会是由浙江旅沪同乡团体专门为了救济被拐妇孺而发起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国救济妇孺会组织严密,其内部机构设置采取董事委员会下的分工合作制；理念先进,收容救济与教育改造并重;体制健全,在管理上实行民主的管理方式和严格的制度管理模式.除了其内部组织的严密性和理念管理的先进性之外,中国救济妇孺会筹措经费的方式也颇具时代特色.中国救济妇孺会自筹善款的方式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充分挖掘内部资源对外演出的营业性收入,也有利用会展组织临时募捐的行为,更不乏与其他慈善组织联合起来组团募捐的筹集方式.所有这些虽然透露出民国上海慈善事业运转的艰辛与无奈,但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分析又恰恰可以反映出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代表的民国上海慈善组织已然具备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社会网络与慈善筹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观察慈善团体的筹资行为,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个案说明社会网络是如何推动慈善筹资的。文章从慈善团体与政府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个人的关系三方面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社会网络是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社会资本,慈善团体应有自己的“拥护群”,并将之“资本化”以推动慈善筹资。     

抗战初期世界红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

本文依据档案材料及其它文献资料,对抗战初期世界红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并扼要总结了其救济活动的意义.     

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主要包括注册立案和财产监督。上海是当时慈善团体最多的城市,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也最完善,主要体现在财产变更之核定、财产整理、制定会计规程、财产审查及公开等几个方面。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既是国家权力向慈善领域的扩张,也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慈善团体对此有抵制亦有合作。政府的外部监督,与慈善团体的内部监督相结合,共同构成慈善团体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对慈善团体获得社会信任,提高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

世界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慈善团体.它"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奉行"不涉党派,不谈政治"之慈善理念,在灾害频仍、战乱不已的民国社会,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使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得受其惠,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用影响.     

商会存在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法人制度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日益受到重视,商会成了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商会立法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商会立法,文中主要从商会与市场经济、商会与政治国家、商会与市民社会、商会与法治制度四个方面对商会的存在进行法理分析。     

略论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慈善活动

近代早期 ,商人是英国社会救济和慈善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与中世纪相比 ,近代早期商人慈善活动更加社会化 ,方式更加多样化 ,范围更加广阔。商人的慈善活动不仅反映了近代早期英国传统慈善开始向近代的转变 ,更反映了商人群体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