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鲁迅论《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光辉巨著,鲁迅先生对《红楼梦》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是我们研究这部古典名作时极有价值的启示。本文就学习鲁迅的有关论述,择要谈几点认识。《红楼梦》是人情小说《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自该书问世以来,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鲁迅先生是一目了然,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明确地把《红楼梦》作为“清代人情小说”(下引见此书者不再注明)的代表作。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谈到清小说四派中的人情派时,也指出:“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作代表。”什么是人情小说呢?鲁迅在介绍明代的“人情”小说时解释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达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     

浅草——沉钟社艺术倾向之我见

浅草——沉钟社“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自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作出这个论断后,五十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该社的艺术倾向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渐次升级的趋向。比如,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赵遐秋、曾庆瑞编,以下简称《小说史》)写道:“‘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鲁迅这个论断,除了时间误记,大体上是恰当的”。“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又看不见出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入了‘为艺术而艺     

关于《药》的主题

关于《药》的主题,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其一认为“小拴的下场是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先生既痛心于群众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致概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这就使小说的结构含有双重的悲剧性。作家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简言之《药》的主题,主要是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     

鲁迅小说人物的性格四维结构

一 1929年七月鲁迅为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写了《小引》,指出小说描写主角“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又说:“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     

试论鲁迅的悲剧艺术

鲁迅是我国在理论上提出合乎科学的悲剧学说的第一人.这些理论,贯彻在他的创作实践之中.(一)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论《鸭的喜剧》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人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鸭的喜剧》,就是《呐喊》中别具特色的     

鲁迅小说三题

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写成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于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后由鲁迅收入《呐喊》小说集.鲁迅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说《狂人日记》同《孔乙己》、《药》等一起,因“内容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最初实绩”.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论《鸭的喜剧》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入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     

明清演义小说理论概说

鲁迅曾指出:“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自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获得成功之后,许多文人竞相仿效,“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在演义小说蜂起的同时,明清文人在小说序跋、评点文字和笔记之中,对演义小说进行了理论性的阐述和总结,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一端,有虚构事实者,亦有踵事增华者”,演义小说作为整个古代小说中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读《我的失恋》

《我的失恋》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唯一的以纯粹诗的形式出现的一篇杰作。它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的《语丝》周刊第四期上。当时,有些青年不是积极地投身于方兴未艾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浪潮,而是沉溺于个人恋爱的狭小天地里。他们把恋爱看得至高无上,重于一切,似乎失恋就失去了生命。他们一旦失恋,就大作起“啊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无聊的失恋诗来。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所要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     

错将“正身”作“化身”

唐弢在《琐忆》里记述他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投稿,“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无独有偶,几乎是在同一时候,还有一位新进的青年杂文家也被误认为是鲁迅的化名,那就是徐懋庸。不过,唐弢是被叭儿狗们错认为鲁迅的新笔名,而徐懋庸则是被《自由谈》的经常撰稿者林语堂当作鲁迅新变换的署名的。《徐懋庸回忆录》第七章里忆述了此事:“一     

释“好女子”

“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这是《白杨礼赞》中的一句话。其中“好女子”一词,中学语文课本未注,教学中也多为人忽略,而略加推究,亦不无裨益。     

“狂人”——鲁迅的影子

多年前初读《狂人日记》,茫然不解。后来读了一些解说性的文字,仍多不解之处。鲁迅自己说这篇小说是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罪恶的,可是看一些解说性文字,揭露家族制度一项似乎没有着落——在这篇小说中,是怎样揭露家族制度的呢?小说写:四千年历史每一页都是“吃人”两个字。所谓“吃人”自然不限于真地把人肉送到嘴里。吴虞写过《吃人与礼教》一文,意在为《狂人日记》作疏证,其中广泛搜罗历史上吃人肉的记载,于揭露礼教有意义,若以论小说,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从《摩罗诗力说》谈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对鲁迅毕生的创作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文艺“为人生”这个观点正是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鲁迅写道:“文章之作用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故文章之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