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郊庙歌辞作者考

《全宋诗》所栽南宋郊庙歌辞是目前最为完备的辑录,但其对歌辞作者所考甚少。《永乐大典》本《南宋馆阁录》及《中兴礼书》中遗存大量资料。据之,350首歌辞可新考其作者。其中30位作者已见《全宋诗》,13位作者《全宋诗》未载其人。     

“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以数立言"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式,始见用于刘宋谢庄《宋明堂歌》。其出现原因与传统祭祀"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魏晋以来新文体观念、刘宋孝武帝朝"复古与创新"的制礼风尚及陈郡谢氏家世礼乐学养有关。此后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朝祖珽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庾信造《周祀五帝歌》和《周五声调曲》,皆"以数立言",建构了歌诗文体样式与其歌颂对象相对应的礼仪,反映出特定创作者与创作时代的礼乐、文体与学术取向;并在依五行"金数九"立言的名义下,采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乐府歌诗,促成古代九言诗创作的第一次勃兴。清代康乾年间,文人"取诸九昭阳德"、"乾元用九"之数立言作九言颂圣诗,再次引发九言诗的创作热,这一过程为现代新格律诗选择九言体作为发展方向创造了条件。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言不满为诗言满难为诗

中国诗歌短小精悍却意境幽远。虽然很多诗歌都有了英译文,但由于中西方的美学基础和传统不同,所以并非至善至美。从“道”及“逻各斯”的角度谈汉诗英译,可以为汉诗英译提供一种新的认识。     

神道设教——论古代帝王的宗教职能与祭祀文学的核心特征

传说时代的古代帝王被赋予了贯通天地鬼神的世袭神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绝地天通”是上古信仰领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巫现沟通天地的本领为统治者所独占,原始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发展为祭司文化;以天地鬼神崇拜为代表的郊祀庙享成为夏商周三代以来“国家宗教”的核心,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相应仪轨,而根植于血缘宗法观念之上的祖先崇拜更具有现实功利性.汉—唐国家祭祀制度受到原始巫教、谶纬神学、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诗歌与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承担着“通天地”的使命,《诗经·周颂》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上古时代形成的国家祭祀形态对汉—唐国家宗教的确立与沿续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郊庙歌辞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新时期汉乐府诗研究之回顾

新时期汉乐府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汉乐府诗整体研究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一是乐府音乐机关的产生时代;二是乐府所涉及的音乐概念的含义;三是汉乐府的体制分类及语言;四是汉乐府的艺术成就;五是汉乐府的发展演变;六是汉乐府的继承与影响。     

中古郊庙歌辞中的太一信仰与政治、社会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郊庙歌辞,发现太一分别在宋、梁、陈国家祀典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时,太一为六十二神之一,不复汉时尊崇。刘宋统治者宣扬其刘汉后裔的正统身份,追溯西汉以太一为至上神的神权体系而加以改造,通过以“太一”名“天”、尊“太一”为至上神,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萧梁时期,将“太一”作为北极星名写入郊祀歌,并以之为至高神居所,是梁武帝出于弥合三教差异、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信仰体系的目的,结合社会各阶层太一信仰情况做出的调和之举。南陈承继梁代对太一的神位设定。太一的衰败、复起与其时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九叶派诗的价值取向

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在时代的感召下，作出了个人情感与大众心态沟通、直面现实人生、张扬知识分子主体性品格的价值取向。艺术上较成功地实现了中西诗艺的嫁接，客观性与间接性的戏剧化手法，思想的知觉化，力求智性与感性的溶合，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汉魏六朝七言诗遭受冷遇深层原因论

七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众体之冠,然而在汉魏六朝的一长段时间里,却长期遭受冷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体制的原因,也有时代文类系统整体的原因,还有文体发展中由简到繁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七言诗经过在汉魏六朝小规模的发展,终于在唐朝追上了五言诗,与之并驾齐驱,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作者依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考证了清初大诗人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如《永和宫词》、《东莱行》等的作期,纠正了旧说的谬误。     

初论古诗十九首产生在建安曹魏时代——从五言诗形成历程角度的探寻

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主要有:1.实现由散文体的五字诗向五言音步的五言诗的转型;2.实现由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3.其特质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4.五言诗作者的群体写作和相当数量的成熟五言诗作品。秦嘉的五言诗是两汉五言诗中的特例,其中疑点颇多。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应在建安曹魏时代。     

论黄庭坚的拗体七律

黄庭坚的拗体七律是其成就较高的体裁,但学界对其关注不够,并且对于拗体的界定也众说纷纭。笔者采用王力的七律标准,认为黄庭坚的拗体七律只有31首,并具有如下特点:⑴拗句三句到八句不等;⑵平收类的拗句种类和数量大大多于仄收类,且都和古体诗声律相近。其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⑴对专名的妥协;⑵对对仗的妥协;⑶有意为“拗”,追求奇峭美。     

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品》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和精彩的批评实践,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宋诗坛的五言诗具有富丽精工的总体风格。钟嵘在《诗品》中从诗歌抒情特征这一本质出发,对刘宋诗人的五言诗创作进行品评。通过对钟嵘评述和刘宋五言诗总体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从中窥见钟嵘的诗学思想。     

严羽的诗歌创作与《沧浪诗话》的关系

严羽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历来少有人关注。认真研究其诗歌,对认识严羽的诗歌理论和思想都是有裨益的。对以禅喻诗和以禅入诗两个概念的辨析,可以进一步指出严羽诗论中以禅语入诗和以禅趣入诗的区别;同时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窠臼,这是严羽诗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一大抵牾。     

陈继儒六言绝句初探

陈继儒是明末小品文大家,他著作丰富,诗、词、文俱佳。他的六言绝句在节奏韵律、对仗、押韵形式、意境等方面都有独创性。陈继儒综合了古体诗与近体诗的特点,创造了自己的六绝节奏形式。陈继儒的六言诗采用全对仗、全不对仗、前两句对仗三种形式;押韵形式有首句入韵和首句不入韵两种,而以首句不入韵为主;意境富有情韵;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由于这些特色,他的六绝可以称为"眉公体"。     

传世名篇扬中外,堪称极品耀古今——论《七律·长征》是毛泽东诗中极品及其成因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是其诗中极品及成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长征》诗题惊中外,天地大笔颂长征;擅长驾驭大选题,长征精神笔端凝;《长征》诗催人奋进,“长征接力有来人”,毛泽东用诗的艺术再现了长征壮举,让长征的丰碑永载史册。《长征》诗从“宏观”“微观”总体上去体味,具体到诗艺、书法、社会效应等方面去分析,其为极品实乃当之无愧。《长征》诗与山河同在,与日月齐辉!     

中古七言体式的转型——兼论“杂古”归入“七古”类的原因

文学史研究者一般都视句句韵变隔句韵为中古七言体式转型的标志,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七古在杂言诗催化之下由句句韵变为隔句韵的背景和原因。指出鲍照对七古转型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早期七言单句成行的固有观念,解决了双句成行的结构和诗节的连缀问题,奠定了五七言和七言长篇歌行的基础。同时通过分析宋齐以后杂言的主流五七言和七言在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及其在节奏结构和表现感觉上的同异,说明了"杂古"归入七古的时间及其原因。     

小议杜甫晚期的七律拗体诗

杜甫在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 ,毕生致力于诗歌艺术的探索。他晚期的拗体诗 ,特别是七律拗体诗的创作 ,一改先前的诗风 ,正是他致力于这种探索所取得的硕果。本文将试图说明杜甫晚期七律拗体诗的表现、特点、大致成因及对后人的重要影响 ,以期在杜诗的理解上达到一个较高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