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中国藩属制度研究的理论问题

藩属是统一王朝地方政权的另类构成形式,它与王朝直属郡县之间实行一朝两制,于藩属政权内部实行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因此,藩属制度属于国家政体的范畴。此外,藩属制度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藩属实体由三种不同部分组成,其作用迥异;藩属与藩属制度及藩属理论的三位一体关系,藩属制度曾经历的五个阶段,有不同特征;藩卫内向作为藩属制度固有的属性,与历代统一王朝的目的相关;对外睦邻政策与属性相连。     

民国时期云南殖边督办公署与道的承袭问题

民国时期 ,由于帝国主义操纵、控制着中国政局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割据称雄、混战不休 ,中国的政治制度十分混乱。中央政权更迭频繁 ,政令难行。地方政权各自为政 ,称霸一方。掌握中央政权的各派军阀为强化中央政权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均试图改组地方行政制度 ,以控制地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对清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重大改组 ,裁撤府、厅、州中间行政组织 ,推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 ,再废道制 ,推行省、县二级行政管理体制。地方军阀在形式上遵从中央政府整齐划一的号令 ,裁府废道 ,实际上以谋…     

试论楚国封邑制的起源及其特点

楚国的分封制，过去一般以周夷王时楚君熊渠分封三子为肇始的标志。熊渠立三子为王，与周代嫡长子继位、支子别封的通常做法不同，不能视为分封制的典型举措。楚国封邑制大约始于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是其县制的补充，在东周时期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贵族采邑的规模较小，多分布于楚国当时的边境地带，加之内部组织机构不发达，致大族势力在地方上无法有效扩展。故强宗大族虽长期把持楚国权柄，却难以动摇王权的统治根基，这是楚国未曾出现王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地方自治: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构想

一 民主作为国家形式,包括政体和国家结构问题。“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资产阶级政体主要有君主立宪制(又分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又分议会制共和国和总统制共和国)两大类。所谓国家的结构问题,就是国家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国家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形式分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两类。单一制国家根据民主原则的一般要求,必须使那些具有经济、地理和民族成分的地方实行自治;复合制国家,一般采用联邦制的结构形式。要全面认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价值,必须同时注意各派政治人物在政体问题、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所作的探索。 以往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政体问题,而忽略了国家结     

国家形式及有关概念探讨

国家形式是国家主权、国家政权、民族自治权、地域和人口状况等国家内在要素的组合形式 ,是国家总体构成形式和国家运行形式的总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政权机关 (包括国家元首 )的产生形式、运行形式及运行期限和构成形式的总和。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总体构成形式 ,是国家主权、国家政权、民族自治权、地域和人口状况等要素的构成状态及维系这种构成状态的准则的一种静态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包括了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中的静态组织形式 ,但不包括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中的动态组织形式。     

政体新探

政体与国家主权的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 ,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并非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政体的本质是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政体即为政权组织形式 ,但应当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对于政体问题应当从多个角度加以认识 ,我国的政体是共和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具有联邦制特点的单一制和民主集中制。     

呂后“王諸呂”值得肯定嗎?

在封建社会的国家体制上,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是维护中央集权制,还是搞分裂割据?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西周奴隶制国家,表面上是统一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但由于实行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法家,在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的过程中,创建了郡县制。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委派,不享有世卿世禄的特权,可以随时撤换、调离、迁任。这是防止分裂割据,巩固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有效的政权形式。从秦始皇开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乃是“势之所趋” (王夫之:《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因此,大多数法家人物都是颂扬郡县制的。     

十六国城市史二题

十六国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诸政权为了自卫和拓展版图的需要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城市沿袭魏晋以来的都督制和护军制,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以城市取代郡县的方式管理城市。这是十六国城市史的一个特色。与此相关的是各个政权普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急遽增加,城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制的特点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是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活动原则的制度，它直接关系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正常运作，关系到澳门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既不是三权分立制，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更不是殖民主义的形式，而是一种符合“一国两制”与澳门实际情况的民主政制。这种政制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制首先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原则 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澳门特区政制必然不同于原澳门政制，前者体现的是中国对澳门主权…     

匈奴政权右贤王制度探析

右贤王是匈奴政权中的一个职官,是其最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四大国之一的封王.就右贤王的继承制、地位、权力及主要组织机构、驻牧地区的变化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可以对右贤王制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从匈奴政权建立始,右贤王的线索可以延至魏晋时期.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以后,应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并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在改变其阶级内容后,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一般表现为普选制、代议制、政党政治等具体形式,这些形式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政体中,将具体表现为:创立新宪法,法权高于党权和政权,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法治国家;建立代议机构,中央与地方合理划分职权,实行中央集权制与高度的地方自治相结合,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国家政权机构;实行直接民主制,国家官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广泛吸收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按照人民民主的原则把政府组织成为真正的“廉价政府”。这些思想和价值理念,今天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无疑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官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力图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时楚国土地制的变革

一、楚国奴隶社会土地制的上层结构及其崩溃在楚国奴隶制早期,全部地权皆属楚王,是土地王有制。后来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楚国的土地遂由奴隶主阶级所分管。楚王掌握的主要是都城畿内的耕地以及山林、川泽等;卿大夫辖治封邑;县公经理的是县内土地。楚王除了直接控制畿内土地和山林、川泽等之外,又通过县公控制诸县土地,亲自主持卿大夫封邑的赏赐。从而形成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土地分管制。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土地分管制渐趋崩溃。兹叙此土地制及其分解。     

论楚王的继承制度——兼论先秦君位传袭的演变

关于楚国王位的继承制度,在史学领域历来存在纷岐颇大的争论,或认为乃“幼子继承制”,或认为乃“父子继承制”,或认为乃“嫡长子继承制”,或认为以上三制并行不背。总之,岐说并存,尚无定论,需要继续探索。 历史不能割断,任何一个共同体或国家政权的社会制度,总是无法超越它的时代的总的水平及其生产条件,必然要受到上下左右的制约,存在着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渗透与影响。楚国历史当然不能例外,否则,将会成为历史的怪胎。我们既要看到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又应看到历史的共通性。     

论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

楚国封君制肇端于楚惠王早期,至楚亡之时,前后盛行两百多年。可以说,在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的是楚国,封君数量最多,封邑分布地域最广的也是楚国。《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包山楚简“封君”释地》、《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三文,对之作过一些清理与探讨。然言犹未尽。现仅就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再作论述如下。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研究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设立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专员公署是边府的代表机关,它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边府与县政权之间一个重要的行政层级,是边府不可或缺的臂膀。它援引国民党地方行政制度,但经过中共的改造和创新,明显具有抗日民主政权的特色。与国民政府专员公署相比,陕甘宁边区专员公署是廉洁高效的政权组织,在艰苦的环境之下,中共专员公署建设出了高效廉洁的地方民主政权,发挥了在许多方面国民党专员公署无法比拟的作用。从专员公署制这一独特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国共两党不同的历史命运。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左传》及楚简所见彭氏家族人物考

关于楚国彭氏家族,过去学界未有太多关注。近年来,南阳市区发现了楚申县彭氏家族墓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彭氏家族是春秋时期南阳地区非常显赫的一个家族。我们认为,《左传》等传世文献及楚简等出土文献中的相关彭氏人物,应该被纳入到南阳所发现的楚申县彭氏家族范围内。春秋时彭氏家族居于楚国上层政权中,而战国时彭氏在楚政权中的重要性较春秋时已明显下降。     

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围绕着“封建”与“郡县”所进行的制度选择、政治争论和观点碰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热点政治课题。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既非儒法之争,也非分权之争,而是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根本目的都是为皇权的实现寻找恰当的途径和手段。二者不是彼此分离的,在政治实践中,封建与郡县往往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藉以寻求国家统一与地方活力之间的合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