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六普、五普的城镇化人口统计数据修补

由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频繁变化,导致主要年度之间不同口径城镇化人口比重数据出现差值,必须进行科学修正,而已有的修正方案均存在一定缺陷。本文根据我国现有城镇人口数据特点提出了更完善的城镇人口比重数据修正方案:其一,以月度作为两个代表期间的细分时段,利用联合国城镇人口比重预测法估算期间各年度城镇化理论值;其二,再以各年度基于人口变动抽查的城镇化速度对城镇化理论值进行校正,得到既具有同一统计口径又反映年度实际波动的各年度城镇人口比重数据。并且利用该方案对1991～1999年、2006～2009年城镇人口比重数据进行了有效修正。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人口分布合理性评价

本文构建了人口潜力指数,运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级和县级人口数据及相应的自然和会经济指标对我国人口分布的合理性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城镇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及各省的动态人口分布合理性进行了评价.认为我国人口分布基本合理,人口潜力最大的省区有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省市以及东北和西北部分省市.     

基于VEC模型的陕西省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人口结构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本文选择劳动人口所占比重、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男女性别比例、文盲及半文盲比重与人均GDP作为研究指标,基于陕西省1989-2008年相关数据,对陕西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VEC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城镇人口比重和男女比例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除开劳动人口所占比重外,其余三个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不同的滞后期.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陕西省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试论人口城市化对城乡文化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为65656万人,这标志着我国大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快速发展的人口城市化给中国的城乡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城市迁移人口及管理问题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人口的迁移增长 ,因此城市人口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城市人口迁移的管理。本文根据城市人口迁移管理体制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要科学地依据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测定城市的人口承载力 ,对人口迁移增长的控制有科学的根据 ,对人口迁移增长有目标、有规划 ,并对城市人口迁移进行科学管理的创见     

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量的构成及变动

本文以1990年和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用分城镇和农村人口估算模型对1990～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量、城镇人口自然变动量、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人口进行了不同估算参数的估计和分解,分析了10年来中国城镇人口增长量的构成及变动。本文研究分析结果有助于认识中国20世纪90年代城镇人口的发展特点。     

吉林省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从人口学角度出发,运用五普及相关资料,对吉林省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吉林省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总的形势比较良好,但依然存在诸如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快、老年人口增长快、城镇人口增长快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人口动态看中国中心城市的发展

文章根据1982、1990、2000年3次人口普查资料讨论了中国中心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发展。数据分析表明,1982~2000年,中国中心城市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不是由区域变化引起的,而是城市地域自身人口的增加;并且主要不是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由于人口迁入引起的。人口增长的结果,导致巨型城市和大城市数目的增加。中心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增加的类型表明,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动大都表现为郊区→边缘区→中心区和中心区→边缘区←郊区两种类型,说明大部分中心城市尚处于形成、成长和扩张时期,出现中心区→边缘区→郊区类型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只有上海市。这表明,中国城市极大部分还处于城市化阶段,只有上海市开始出现人口郊区化。     

展望21世纪上半叶世界与中国人口发展趋势

本文展望了 2 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与中国人口在增长速度、数量规模、素质和构成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动趋势 ,指出了与此相应的各种人口问题 ,并对 2 1世纪人口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省会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文章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的实际,创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1个省会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排序和等级划分。通过排序和等级划分可以看出,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的优劣,与城市规模成正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市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浅析孙中山的人口思想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 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设时，关心重视中国人口问题， 他忧虑中国“人满为患”，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人口思想。     

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在国内人口学研究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 ,统计分析方法的滥用和误用现象也很严重。本文通过对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经济和人口学刊四种期刊 1 990～ 2 0 0 0年中发表的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论文进行分析 ,对目前我国人口学研究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现状进行了回顾总结。对实际应用中存在着的统计分析方法的误用、统计分析报告不规范和对统计结果的错误解释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提出了今后要减少统计分析方法的误用和滥用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     

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本文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此外,本文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充分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有关人口决策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政策的回顾与反思--以北京市为例

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对建国50年来城乡分治的"人口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户籍制度下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制度变迁,以北京为例反思传统路径依赖下社会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区别对待产生的诸多问题,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政府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城镇人口问题会议在北戴河召开

“城镇人口问题”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9月10日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举办的。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以及党校系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就我国城镇化道路和城镇人口问题进行学术性探讨,同时也为将于明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人口城市化与城镇人口问题国际讨论会”作准备。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内容主要包括:解放后中国人     

关于我国城乡人口划分和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与建议

统一城乡人口划分标准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对国家决策部门、职能部门以及对教学、科研、国际间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乡人口划分和城镇人口统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乡人口划分和城镇人口统计方面主要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 1.城乡人口划分标准变动较频繁,使各时期城镇人口数字缺乏可比性。城乡人口划分标准与城镇设置标准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国城镇设置标准先后已作了三次规定和调整,这对划分我国不同时期城乡人口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标准变动较频繁,加上统计口径不一,造成各时期统计出的城镇人口数字缺乏可比性。尤其1984年中央放宽设镇标准之后,使短时期内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1982年以前均在20％以下,1982年为20.6％,1984年便增至31.6％,1986年更高达41.2％,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城镇设置标准的变化。     

人口城镇化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

<正> 一、引言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8%,大大低于世界城镇人口平均比例(1982年,37%;1985年,41%),也大大低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的平均比例(1982年,32%;1985年,36%)。随着近几年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城镇人口比例正在很快增长。据1987年全国1%城镇人口抽样调查,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已上升到36.9%,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公报公布的我国(包括设区的市的区人口,不设区的市的街道人口与所辖镇的居委会人口以及县辖镇的居委会人口)的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6.2%。我们认为,我国的比较确切的城镇人口比例当在两者之间。因为前者完全按行政区划而把市镇郊区一部分农业人口人为地划分为城镇人口,而后者又没有包括居住在城郊甚至城区的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但未转非农户     

我国城镇人口统计的有关问题

确定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是研究城镇人口发展变化的首要问题。由于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几经变化,并出现过一些争议,至今尚未取得明确的统一的认识,使我们在研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建设相关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一定困难。因此,对我国城镇人口统计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几次变化 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有过三次变化:1949～1963年,根据当时我国的市镇建制规定,聚集人口10万人以上的可以设市,聚集人口2000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可以设镇。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为市镇辖区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其中包括了区内的农业人口。 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和郊区的指示》,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