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斯对年鉴学派的分析与批判

年鉴学派及其创建的“新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他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中对年鉴学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从地窑到顶楼——法国心态史学探析

7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由勒高夫等人为领衔人物的法国“新史学”(亦称年鉴学派第三代)。而纵观这一史学流派,或更确切地说这一史学创新运动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新史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心态史学的勃兴和成功。确实,作为近二十多年来法国史坛中的一门显学,心态史已与历史人类学一起成为当今法国式新史学的最重要的标记。对它如何进行全面的评析,本文试图作一尝试。一、由社会史到心态史:法国史坛的一次集体运动 1968年5月风暴无疑是法国战后社会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分水岭。正是在这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冲击下,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大师布劳代尔被迫辞去《年鉴》杂志的主编,开始把权力移交给勒高夫     

略述20世纪上半叶欧美“新史学”思想的异与同——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和初代年鉴学派作为讨论中心

本文比较了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出现的两种“新史学”思想，即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以及以初代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认为两者虽均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但也体现出共同带有区别的立场，鲁滨逊偏向于将历史学“科学化”，而初代年鉴学派则对此提出质疑；同时在研究指向层面，鲁滨逊更强调历史学的实用性，而初代年鉴学派则更关注历史学的独立性；不过，就“新史学”的发展趋势而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是两者的一致追求。     

浅谈“问题史学”的方法论原则

近年来,人们对“史学危机”已发了不少议论,史学界同仁为克服“史学危机”也提出了诸种方法:1)、史学要面向现实,要为现实服务;2)、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3)、更新研究方法,实行跨学科研究;4)、打破传统史学主要局限于政治史的局面,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等等。应该承认,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对史学改革有所推动,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史学危机”,首先必须改变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论观念。笔者认为,战后在国际史坛上叱咤风云的法国新史学派提出的“问题史学”概念,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问题史学”涉及的并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史学流派会有不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今年是梁任公《新史学》发表100周年。100年前,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有“四蔽”、 “二病”、 “三恶果”,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并且说: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任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 新史学“新”在何处呢?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20世纪史学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前人重通史,今人重断代。第二、前人重博雅,今人重深细。第三、前人重综合,今人重分化。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说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思潮日趋高涨。在这股思潮中,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是一支冲击封建传统观念的巨大力量。当时,活跃于论坛的梁启超,既是封建旧史学的掘墓人,又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者。他首倡“史界革命”说,对中国新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进行了有力的推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

何炳松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系统接受西方史学专门训练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内首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之精华,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刍论

目前 ,学术界对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及其实现过程还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分析了新史学“总体史”范畴的发展及其内在联系 ,说明社会史的整体研究的方法应和“社会”的整体联系性相统一 ,只有看到隐藏在社会、社会生活的表象下面的多重结构和相互联系 ,社会史才能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深层次把握 ,从传统的“事件—叙事”史学模式发展到“问题史学”的新史学模式。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新史学对良史的期望

10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陈其泰“世纪之交”的时代机遇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内涵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有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出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涛澎湃的新史学思潮，成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历史之所以选择梁...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新史学再认识

本文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为例,对新史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全文共分四部分:在充分肯定新史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一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对梁启超的史学主张提出了新的诠释,认为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采取的是过激否定的形式的论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梁氏对旧史学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应全面认识传统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