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权腐败的成因

中国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失职不作为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本文在分析了行政权异化的现状及成因后认为:导致行政权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监督不力所造成的,并通过此研究为政府解决腐败问题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可操作性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独立经济行为问题的探讨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独立经济行为问题的探讨唐伟一、实现企业独立自主经济行为的难点一是要放权，也就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交还给企业，政府不再于预企业的经济行为。但是，这里必须明确不于预并不是不要政府对企业的领导、检查和监督，政府对企业的领导、检查和监督主要是...     

规范行政权力是防治腐败的必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权力缺乏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从规范行政权力入手,将所有可能被滥用的行政权力严格限定范围并辅之以公平化、规范化的措施,是防治腐败的必要手段。本文试以国家行政权为例,探讨规范权力、防止腐败的途径。 一、通过法律设定并且限制行政许可权的范围,是规范权力、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置的行政权相比,我国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对公民和法人财产权影响的行政许可权)比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弱小的传统有密切关系。行政许可权作为国家对社会活动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它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工具。因此,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也就成为防治腐败、规范权力的一个重要的     

“产权”概念辨析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意义

“产权”概念辨析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意义文力作为现代公司形式的企业拥有一束明确的权利，在此权利的基础上发生企业的一系列行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既有制度安排使企业不具备应有的权利，或者说在与国家的权利关系安排中其权利边界是模糊的。基于此，中国国有企...     

信息管理行政权规制思考——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现代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对公民信息实施公共管理,需要对行政主体的信息行政权予以规制.与信息有关的行政权力与责任没有配置到行政组织的确定岗位,会导致行政组织这一权力载体的法律规制缺位,进而使行政机关行为失范,法律关系紊乱,监督机制无法发挥功能,这是造成目前户籍管理改革难以推进的制度上的重要原因.行政组织应当适应和充分运用信息化社会的条件,按照分权理念,大胆向社会放权,向组织下层移转事权,同时加强行政监管与法治监督.     

实现国家财产所有权与政府行政权的分离

为什么实行了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后,企业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局面仍难以改变?两权分离仍难以实现?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政府机关"两位一体"的局面没有改变:政府机关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执行者,另一方面是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代表者.国家所有权权能混杂在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之中,致使国有企业无法摆脱政府机关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因此,把国家政府机关执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所行使的行政权,与作为国家财产所有权主体所享有的所有权分开,将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本前提.     

广州市白云区依法行政问题初探

依法行政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本地区事务中,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法律赋予自身的行政权力.政府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担负着大量而重要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任务,目前80%的法律实施任务要靠政府机关去完成,而且行政权的广泛应用,必然经常、密切地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因此,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核心和关键.广州市白云区要在10年内建立一个法治型、服务型的政府,实现依法治区的目标,就必须不断提高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为此,本文拟就白云区依法行政工作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行政应急责任体系化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例

行政应急过程中的责任具有多元性。各责任主体都必须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且应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协调配合。行政应急过程中,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虽然权力可以克减公民的权利,但是必须遵循法治行政原则、基本人权保障原则、比例原则、政府主导原则。行政应急责任体系的模式选择应当采取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同时应当通过法律层面的程序规范与符合地方性需求的地方性规范的有机统一来实现行政应急责任的体系化,进而符合法治的要求。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

在传统指令性政治—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身份及其行为从属于国家党政权力组织的正式序列，企业缺乏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发展的能力空间，同时也为政治—行政体系的运行制造了障碍。从１９７８年起，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开始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权威控制，并逐步确立了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不完全规范机制。在国有企业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对产权的合理处置是核心问题。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分。在此基础上，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完成了与国有企业“权力共享”的变革：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向国企管理者进行权力的功能性委托；另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滞留权力。国企改革引发了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积极反应，并通过市场自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努力，实现了政企之间切实可行的权力平衡机制。中国国企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的事例，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性的有效启示     

宪政视角下政府角色定位

宪政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要素,三者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民主与法治均指向于共同的价值目标——人权保障,只是发挥功能的角度不同而已,而政府则是宪政国家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柱和主要标志。国家应致力于实现法治型政府重在守法,政府守法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其根源在于主权在民,政府守法需摒弃权力本位思想;实现管理型政府重在民主,民主化管理有利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防止政府公务人员的专横武断、提高政府机关的权威;实现有效型政府重在人权保障,有效型政府的建立依赖于正当程序听证权利适用范围的扩展、司法审查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行政程序参与范围的不断拓展。     

论完善大中型企业的权力制约机制

大中型企业不活,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其中权力制约机制是个重要环节。经过1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大中型企业的权力制约机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仍不完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1.大中型企业是在行政权力高度膨胀的基础上运行的。现在,政府机构层次重叠,职能交叉,都把手伸向了企业。而且有些政府部门还习惯于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工作方法,企业身遭五花大绑,肩挑多副重担,难以自己解脱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壮大自己,自己搞活自己,制约因素太多,难以施展手脚。2.大中型企业是在行政干预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运行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对企业干     

封闭与开放：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以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外溢性、公共性属性,边界地区多为环境污染高发区,使得环境问题逐渐突破行政区划的地域界限及单一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显现出跨部门、跨地域特征,需要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我国权力管辖具有属地原则,地方政府在所辖行政区域内独享行政管辖权,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合作中面临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行政权力闭合特征下合作治理效能受限以及权力运行依据单一影响合作关系稳固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没有将地方政府合作中的跨区域权力与区域内权力加以区分。以环境治理系统属性为开放前提,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空间的拓展为开放基础,地方政府间从行政边界向功能边界转化为开放保证。可以此构建起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找到一条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运行的合理路径,使权力在现有体制范围内有效运行,进而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     

从行政诉讼视角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从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可透视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即司法权监督、制约着行政权。其方式是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这种制约具有单向性和被动性的特点。但与我国法制建设的阶段性相适应,有些行政权行使的空间如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国家行为等,就不渗入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当然,司法权不能替代行政权,而行政自由裁量也不绝对排斥司法审查,当自由裁量显失公正或达到滥用的程度时,亦应受司法权的制约。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同构状态探析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作用 ,以及忽视个人权利、漠视经济利益的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同构状态。社会被笼罩在国家之下 ,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政治领域的规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政治权力成为主宰整个社会运行的指挥者。     

论行政法治的法制基础

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要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必须强化制度建设:要完善和推行公务员制度,为建设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提供保障;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创建行政机关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保证行政权配置的正当性;要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和科学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体系,从法律程序上规范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维护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现代企业制度的个人权利基础

企业从主体性上看,要么是个人,要么是政府.现代企业制度是私人企业社会化的产物,仍然是企业.独立的个人经济权利是企业权利结构的基础,也是企业独立的经济职能得以实现的基础.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的基础是出资人个人权利.现代企业效率的主导因素是企业家个人经济权利.没有个人经济权利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我国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在缺乏个人经济权利基础的土壤上走出一条现代企业制度逆向演进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国有企业的主体本来就是政府部门.政府在客观上不可能、在主观上也不能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一定在于政府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和行政能力的提高.     

调控失灵与社会的生产: 以房地产业为个案及个案拓展

房地产业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性格。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失灵根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的不一致,权力化市场制造了市场强势：一方面封闭了中央调控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瓦解了社会成员自组织的抵抗行动。“强政府”体制的弱调控力这一悖论事实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放权”的内涵：从“放权于地方”的内部权力分配转向“放权于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国家与社会“共建”关系格局,联合对抗权力化市场的侵蚀,这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生产”的根本出路。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及其宪政意义

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深刻阐发了国家服从于社会、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弘扬这种民主契约法律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和贤能性,实现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也可强化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民主、自由价值取向,因此,对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