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王船山(续)

<正>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七)是通过谭嗣同而知道王船山的。两人相识于光绪二十一年.其时谭三十一岁.梁二十三岁.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是这样写到此事的:“其评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清代学术概论》)即启超与谭嗣同交往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之发现与确定——兼论谭嗣同、梁启超民元之前王船山研究之意义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发现的前提条件是其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其思想的大力提倡,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居功甚伟,但真正揭示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谭、梁船山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紧密相联,从而使船山研究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品格。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     

阮籍与嵇康之比较

阮籍和嵇康生活于魏晋之交的乱世,是竹林名士中的两个代表人物。二人既是好友,又同好老庄,自古论阮籍者必论嵇康,论嵇康者也必谈及阮籍。我们通过对阮籍和嵇康的认真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黑暗政治环境中思想上的选择不同,性格和诗歌创作都存在着一定差异。     

谭嗣同和黄颖初

<正> 谭嗣同的朋友黄颖初,对谭的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而谭的思想对黄也有所熏陶和激励。黄颖初(1873-1932),原名祖勋,后改名徵,浏阳人。他比谭嗣同小八岁,曾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而谭嗣同也是欧阳的高足弟子,虽然他们不同窗,却因老师之推重和彼此思想倾向相同,两人就成为亲密的朋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底(1896年10月底),谭嗣同回到浏阳(时谭氏在南京候补),     

欧风东渐中的曾朴与吴趼人

曾朴与吴趼人是我们熟悉的晚清作家，前者因《孽海花》闻名，后者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著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们都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1906年9月《月月小说》创刊，吴趼人任主编；1907年1月《小说林月刊》发行，曾朴参与创办了发行该刊的小说林社。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有一半是与曾朴和吴趼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生活在欧风东渐的年代，他们都曾受到过西方文学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小说又都还未能走出章回的形态。除了上述相似之点，二人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途径上，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在思想与艺术…     

1908年：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格局的初步形成

从1904年6月开始,王国维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1908年12月,他提出境界说,整合了康德、席勒等人的德国古典美学思想,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极端的和拘谨的两种浪漫主义文学.1908年,鲁迅向中国学界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奔放的浪漫主义和以施蒂纳、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极端的浪漫主义.同年,周作人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赫尔德的文学思想和欧美的新古典主义思想.之所以每一个人介绍的思想不同,是因为他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思想资源并经过有意识地比较选择.可以说,通过这短短的4年时间,他们使我国文学理论界获得了自1750年至20世纪初的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思想,从而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这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否定或者重新阐释的源头.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梁启超、钱穆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钱穆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治清代学术史的"双璧",长期以来,学界一直热衷于对二著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较为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并且学者在对二著进行比较研究时也存在着许多认识的误区和盲点.所以在对梁、钱二著进行比较研究时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即1.二著的可比性原则问题;2.二著体裁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写作的影响问题;3.二著的时代局限性问题.     

关于王安石的师承与后裔

王安石的师承渊源明确可考者有杜子野、张铸、谭三人 ,而向来遭受质疑的周敦颐与李觏也应与王安石存在着人际上的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王安石的后嗣绵延不绝 ,虽然多因北宋后期的党争而仕宦坎坷 ,但绝非诸多宋人笔记中所载之情况。     

苏轼、黄庭坚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其人格异趣

苏轼、黄庭坚的七律诗风差异很大,如果以黄庭坚七律作为七律发展过程中的正体,苏轼七律则属变体,二人的合力将北宋的七律创作推向了高峰。从句法、炼字、用典、虚词运用、格式新变等方面比较,可见二人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在七律技法上的继承与新变。从对苏、黄二人七律技巧的分析,可以看出苏、黄人格之异趣:苏轼外纵而内敛,黄庭坚却外敛而内纵,这种结论与学界对二人性格的研究与论述正好相反。希望通过对二人七律技巧这一现象的分析,把握其时代特征,特别是诗人的人格异趣,以推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希望通过此文的分析,能为学界在诗人诗作的研究上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方以智诗学思想新论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诗学嬗变中有重要作用,其诗学也长期受人关注.然而仍有一些重要思想为学界所忽视.方以智被学界忽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肯定变诗的价值与地位,尤其是肯定盛世变诗的意义;重视诗歌的声律,认为声音可以通于诗之神;重视取法于前人,但同时要超越于前人之成法.他还以为,诗歌的情感只有达到能使人为之生、为之死的程度,才能感动读者,但不要沉溺于情感而不可自拔,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感.他的这些见解多有深刻的辩证性,不仅是对传统诗论的反思,而且大都伴随着对明代主要文学现象台阁体、七子派、公安派、竞陵派等经验的总结,有的思想还直接开启了清代桐城派的重要文论.其在思维方式上则能够兼综百家,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明代文坛门户纷争的恶习.对这些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方以智诗学思想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及明末清初文学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启蒙与审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争

梁启超主张利用小说启蒙民众,与此相反,王国维则持一种"纯文学"的观点,反对功利论.梁、王二人文艺观的不同有以下原因:其一,二人不同的性格,前者是外向的,其兴趣指向外在世界;后者是内向的,更多关注内在心灵.其二,二人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思想的不同吸纳,前者汲取的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后者汲取的是道家思想和非理性思潮.其三,二人考虑问题的不同出发点,前者是"群";后者则是个体人生.     

沉重的玄思——从历史与学理的角度看阮籍、嵇康的内心焦虑

魏晋之际的虚伪名教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阮籍、嵇康逆流而动,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号召,追求一种纯真自然的人生理想.本文通过对二人玄学理论本身及其历史背景的阐释,明确嵇、阮与元康放达派人士和隐士之不同,指出二人是彻底的反名教而任自然.同时重点探讨了他们的内在精神困境,认为人格的分裂和缺乏一种新的意义归趣是导致他们言行矛盾的真正根源.     

"濠梁之辩"是否要继续下去

"濠梁之辩",千古佳话.关于庄惠二人孰赢孰榆,历来莫衷一是.本文从异类能否相知、他人能否相知,若相知、如何知,以及"鱼乐"与"知鱼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三个角度阐述了濠梁之辩的深刻含义.     

“五四”时期自然主义文学接受热潮中的龚古尔兄弟

"五四"时期,国内兴起了一场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热潮,龚古尔兄弟也在此时日益为国人熟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相较于左拉和莫泊桑等人,他们并未获得国内文坛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由于前期传播者对他们过于片面和单一化的认识,学界普遍否定了龚古尔兄弟对于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     

王夫之“人道”范畴探析

"人道"是王夫之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王夫之视人道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即是人道之历史。人道为立人之道,即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人道的内容由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和君子之道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将禽类与人类、夷狄与中夏、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开来。人道的本质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们皆属于儒家思想的范围:一是各种治国理政之典制,二是各类人伦、道德法则。人道内涵贯穿于人道内容当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正是由于这些人道的内涵,才依次挺立起了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与君子之道。王夫之认为,只有君子儒者才是传承人道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对人道的坚守才让人道在历史中绵绵不绝、代代相传。     

苏轼与杭僧道潜初会考

关于苏轼与道潜初会的问题,学界有徐州说和密州说,且一直以徐州说为主导.搜检辩析相关材料,可以充分证明二人在熙宁年间初会于杭州.     

《朱子语类》“思想火花说”新证——试论韩愈、李翱哲学思想的先后关系

《朱子语类》中经常可见一类“思想火花”,仅为针对某一问题之简略意见,既无系统也无论证,但往往极富启发性。从《朱子语类》所载朱子两个猜测出发,通过对韩愈李翱事迹的考察,可以推论二人哲学思想的先后关系,此即“思想火花”之一例：学界一般认为韩李二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并且在时间上韩愈的哲学思想和著作要早于李翱;但事实上韩愈受李翱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更大,至少李翱的思想是具有独立性的,受韩愈的影响应该很小;在韩、李有关道统人性等问题各种相关的讨论中,李翱是占主导地位的;李翱受韩愈思想的影响而有《复性书》之作是不可能的,李翱独力发展出了《复性书》中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