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秧歌与东北秧歌的异同

本文通过对陇东秧歌与东北秧歌的起源与风格特征异同对比和解析,阐述了陇东秧歌双臂的"甩、缠、转",腿部的"跨、颠、颤",以及全身的"拧、扭、抻"的风格特征。     

延安时期陇东的革命秧歌与社火

自从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别是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从延安和马栏(关中分区所在地)下到陇东之后,革命秧歌与社火就在庆阳、环县、曲子、华池、合水、镇原、新宁、新正等红色区域蓬勃开展起来。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的革命创造、批判继承和推陈出新,直至今天仍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山东秧歌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民族舞蹈是一种能够直接传达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性格素质、生活态度的艺术形式和表达形式。其中,山东地区的秧歌舞蹈就直观地展现了山东人民落落大方、热情奔放、开朗豪迈的性格品质和生活态度。山东人民创造的秧歌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最常见、最具有代表性的山东秧歌包括海阳秧歌、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三个类别。笔者在文中针对三种最具典型性的秧歌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三种典型秧歌文化当前的传承情况,并提出了对山东秧歌实施保护的具体措施。     

陕北秧歌的原始性特征

陕北民俗文化的延续中,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性特征,陕北秧歌也不例外。陕北秧歌的原始性特征表现为:陕北秧歌源起于上古人类驱鬼逐疫的傩祭舞蹈;秧歌内容中保留着大量原始性,如秧歌角色"方相氏",巫舞"三山刀"、"羊皮鼓",谒庙秧歌、排门子秧歌及转九曲等,都保留着诸多源自上古的习俗;陕北秧歌洋溢着浓郁的原始狂欢精神。可以说,陕北秧歌是陕北民俗中保留原始性特征最多的民俗事项,对于我们了解陕北历史民俗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秧歌”应是“阳歌”──陕北秧歌刍议

谈及陕北秧歌，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内容和形式，对“秧歌”这一名称语义却很少考察。从陕北“秧歌”的演变形成过程看，其与南方的秧歌源渊不同。陕北“秧歌”起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是祭日神活动的民俗化，经历代民间承传而形成。所以陕北“秧歌”应是陕北阳歌。     

广灵秧歌生成年代考

关于广灵秧歌的生成年代,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据舞台题壁显示,清道光初期,广灵秧歌已经成熟。朔州大秧歌与繁峙秧歌大致形成于清初。广灵秧歌是奋地秧歌中的"东路秧歌"在广灵流播形成的又一支系,至迟形成于清嘉庆年间。     

浅论陕北秧歌系统性保护的基本路径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受革命文化的洗礼，陕北秧歌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造，形成了拥军秧歌等现代表演形式的秧歌，促使整个中国秧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在历史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陕北秧歌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要求下，也迎来的新的使命和机遇。本文旨在通过对陕北秧歌的现状分析，在尊重其传承与保护的基本原则基础上，探讨陕北秧歌的系统性保护的基本路径。     

塞上明珠——绥德秧歌

秧歌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艺术。我家乡的绥德秧歌在陕北秧歌剧中独树一帜。绥德秧歌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绥德秧歌不断汲取历代民间散乐、舞蹈、百戏的有益成分,逐渐形成了令人喜爱、较为完美的歌舞艺术。1942年,延安以至陕甘宁边区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1943年     

谈庄秧歌灯源流考析

谈庄秧歌灯起源于常州市金坛区的谈庄村,入选江苏省和常州市的第一批"非遗"保护名录。目前,关于谈庄秧歌灯的起源时间有"清咸丰年间""明末"和"抗战初期"等几种观点,有关文献和口述中也存在不少与历史不符或缺乏说服力的问题。文章认为,谈庄秧歌灯大致起源于清末民初,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三个兴盛期,谈庄秧歌灯是融江南秧歌、民间小戏与花灯为一体的歌舞艺术,并与皖东秧歌灯有一定的渊源,同丹阳秧歌灯一脉相承。     

传统体育项目健身秧歌的推广策略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健身秧歌的开展情况为例

通过对上海浦东新区健身秧歌练习者、教练员、管理者、居民随机抽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练习者对健身秧歌的内容组成比较满意,在组织和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以人为本"是管理工作的出发点,要多考虑锻炼者的切身利益。继续加强健身秧歌的宣传,建议在学校体育教学中推广健身秧歌运动。提高健身秧歌指导员的人数和业务水平,丰富健身秧歌练习内容,为练习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按照初期"合作型"、中期"社区型"、后期"俱乐部型"、终期"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四个步骤进行健身秧歌的普及与推广工作。     

晋中秧歌艺术发展及现状研究

秧歌在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 ,尤其是以祁县、太谷为代表的晋中秧歌。通过对晋中秧歌艺术文化、音乐、表演、舞美和地域发展及现状的研究 ,揭示秧歌艺术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 ,以期促进未来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新秧歌运动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不仅是一次文艺改革运动,更是一场动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为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新秧歌运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依据。明确秧歌创作把思想性放在首位,为实现秧歌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贴近人民生活的新秧歌内容真正满足了老百姓的需要,为新秧歌运动政治动员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定位。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接受力,为新秧歌运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胶州秧歌活态传承机制研究

通过对以胶州市三个有代表性的秧歌发源地的调查,可发现胶州秧歌基本处于活态传承状态中,但其活态传承过程中也还存在社团建设不足、传承队伍断链、缺乏必要的基层文化工作者等问题。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介入的秧歌社团经营管理模式,完善胶州秧歌传统的＂安锅＂传承方式,营造适宜胶州秧歌活态传承的社会人文环境,加强基层文化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是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完善胶州秧歌活态传承机制应采取的措施。     

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秧歌小戏广泛流行于山西各地乡村。相较于精英阶层参与的传统大戏,乡民创造的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亲密。清末民初,山西各地秧歌小戏由于较少官方介入,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秧歌小戏得到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作为民间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和乡民的思想情感。发掘秧歌小戏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乡村社会和民众观念,是秧歌小戏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山西太谷秧歌中方言的特点

太谷秧歌以太谷方言为基础,太谷秧歌所用方言是一种社会方言。与太谷方言相比,太谷秧歌中方言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变异性,体现为发音向普通话靠拢,但靠拢幅度小;具有保守性,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汇上;富有艺术性,主要表现在衬词、修辞手法和幽默技巧等方面。太谷秧歌中方言的研究可以为太谷方言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并为太谷秧歌的创作提供借鉴。     

从文化生态视角看祁太秧歌的生成

祁太秧歌从清代形成以来，就以独特的剧种特色成为晋中地区具有标志意义的民间文化现象。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祁太秧歌的生成，分析祁太秧歌特色的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出：晋中地区生态环境决定了当地农商结合的生产结构及文化特征，农业社会形成的社火传统为祁太秧歌表演形态的演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决定了其表演内容的狂欢性特征；农商结合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商人和游商小贩等特殊的社会群体，人们对不同群体生活的社会记忆和道德评价成为秧歌剧目的内容特色；开放通达的地理优势带来频繁的人员流动和异文化的交融渗透，祁太秧歌多渠道吸收外来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曲调丰富不拘一格的表演特色；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娱乐市场需求，促使秧歌组织形成并持续发展，使秧歌传统得以传承。     

健身秧歌为中老年朋友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为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之一“先进文化”代表的指示精神,国家体育总局组织有多年舞蹈经验的专家、教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吸取了东北秧歌、陕北秧歌、河北秧歌、山东秧歌的精华,集体创编了一套具有时代气息和科学价值的健身秧歌。 秧歌是中国汉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群众自娱性极强的民间舞蹈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成为中老年朋友们平日健身娱乐的重要手段。     

广灵秧歌生态环境考察及启示

秧歌戏与扭秧歌并非同一艺术样式。作为省、市两级非遗保护项目,广灵秧歌目前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仍有成为"博物馆艺术"的危险。自上而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并未有效地改善广灵秧歌当下面临的濒危态势。对待诸如广灵秧歌这类传统文化的态度如何,才是更为内在也是更为本质的关键所在。     

论陇东红色歌谣的主题诉求

陇东红色歌谣主要以歌颂革命、歌颂政党、歌颂革命领袖、歌颂革命军队为主题诉求,陇东红色歌谣的歌颂性特征和陇东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密切相关,是一个自发的形成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陇东红色歌谣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思想性、艺术性得到了显著提升,陇东红色歌谣受到了陇东人民乃至其它解放区人民的喜爱。陇东红色歌谣体现了陇东人民借助歌谣的形式抒发自己要求和愿望的努力,这些革命歌谣不但反映了陇东人民的革命意识与革命豪情,而且也保存了陇东地区的自然状况、风俗人情、方言土语等文化资料,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与人类学价值。     

襄垣秧歌表演艺术家杨翠香

杨翠香是襄垣县文化馆退休干部、襄垣秧歌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她从艺60年来,为襄垣秧歌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杨翠香1941年出生于山西省襄垣县北底乡北底村。她13岁从艺,19岁入党,一生从事襄垣秧歌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