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农村（基层）矛盾及“群体性事件”——以基层干部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剧烈调整的过程中，利益的博弈，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民生问题冲突的突出表现。笔者认为，化解农村农民的矛盾及“群体性事件”，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发展经济，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联系服务群众；完善民主协商疏导制度；强化法律意识，做到依法办事。     

“社区”危机:合法组织身份的缺失

随着物业小区在城市近郊形成规模化聚集区,城市核心区居民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以"居委会辖区"为基础、脱离业主/居民最大房产利益,将物业小区排斥在外的街居制基层社会组织,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性质。社区建设最大的困境在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物业小区没有被纳入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处于一种事实上被"弃管"的状态,导致业主维权和社会冲突不断。面对社区类型、地理分布和人口构成的巨大变迁,基层社会组织应做出相应的变革。应该重新界定社区概念和社区的组织定位,承认居民的私人房产利益,推动以居民诉求为核心的新社区建设运动,重新建构以"居住小区"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社会资本——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

在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之后--21世纪信息网络时代,企业社会资本已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影响企业的"第三只手".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机会利益、涉取稀缺资源、增强技术创新优势,而且能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涉警舆情的成因探析

目前,涉警舆情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搞清楚涉警舆情的来龙去脉,才能使得涉警舆情呈现出正能量。从成因入手,对涉警舆情形成的各个要素进行客观分析。涉警舆情的成因也可分为社会、主体和客体三个方面:社会成因主要包括群众的利益诉求、社会矛盾的冲突、法制建设的缺失;主体方面的成因则为民众自身素质、个体极端事件诱发和敌对势力煽动;客体方面的成因主要是警察伦理建设的缺失。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信宜市社会管理建设现状与发展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渐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利益相互交织、深层次矛盾不断凸显，社会生活更加复杂。以往单一、单向的社会管理手段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党的十八大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本文就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对信宜市作调研，进行分析探讨。     

论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是社会整体的重要构成单元,由于其利益与社会整体浑然一体,决定其必然分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企业行为客观上影响他人具有涉他性,必须接受公法之管制,遂导致其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内容,通过制定国内法的方式,来消除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消极现象,强化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创新社会管理 建设幸福沙头——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探索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纪实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社会管理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日益凸显其挑战性、紧迫性，也适时地摆在了各级政府的决策案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在基层，着力点也在基层。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的低燃点，时刻考验着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智慧。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重点是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从解决居民最关切的民生问题入手，始终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建设“法治化、智慧型、高品质的国际化先导城区”的战略目标，把解民困、聚民智、让民乐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来抓，多措并举，取得了良好成效。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通常会引发争议。通过对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判罚罪名、行为类型、刑期认定、案件周期、是否上诉等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隐含了以下伦理问题：一是刑事罪名框定不适当扩张，凸显国家权力干预与个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二是有期徒刑广泛严格适用，凸显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三是刑事处罚的污名化效应，凸显社会利益与个人负担之间的冲突。公共健康伦理契合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所隐含的伦理性，可以为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提供价值指引和设定伦理规范。在公共健康伦理视阈下，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应当以社会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同时充分考虑可允许性、相称性和必要性等正当性条件，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当前亟需正确处理“劳资”利益关系

以和谐劳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以和谐社会,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和健康地发展,这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关系,而劳资利益关系仍是我国社会的一个轴心问题。当前,我国劳资关系存在着劳动工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四大矛盾,如何促进劳资利益关系和谐?有三条对策建议:实施用工分类,逐步消除企业"二元结构";实施雇员参与制,探索建立劳资利益新关系;实施"三只饭碗",建立企业劳动用工新制度。     

“利益转移”与国有企业改革

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低谷徘徊，并有时呈下滑趋势。理论界普遍认为问题主要出在经营机制。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受到重视，这就是国有企业利益向个人（厂长经理）、私有企业及其它部门的转移，即“利益转移”问题。如果说机制决定国有企业是否创造利益及创造利益的多少，那么，利益转移则直接影响企业所得利益的分配。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是由这两个环节共同决定的。本文主要讨论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的利益转移问题，并从这个角度探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对策。“利益转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现象国有企业的利益向个人和…     

城郊型村落社会治理法治化个案研究——兼论“马庄经验”对涉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启示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成功典范“马庄经验”,在加强党建工作的基础上开创产业发展致富道路,注重文化立村和文化兴村,提升民众思想素养和育人树人的文化品位,完善各类基层社团组织规则和村民自治规范,最大限度地从基层一线推动事先防控的基础工作。从源头化解各种矛盾和预防各类纠纷,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在富民安民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并重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中创造了丰硕的成果。系统研究总结这一系列经验和成果,对进一步做好我国涉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试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香港通过发表研究报告、为选举提供技术支持和直接支持香港“泛民主派”的反政府活动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美国涉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人事关系,这些活动背后有着美国政府在资金方面的庞大支持。为了香港2017年开始的民主选举政治顺利开展和“一国两制”的顺利推进,以及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政府必须从政治上和法律上采取以下措施：继续坚持“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则;鼓励香港建制派深耕基层;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     

建设“和衷共济”式的和谐社会

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关系和谐。这种社会关系和谐用"和衷共济"表示最有特点,最为贴切。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状态若达到了"和衷共济",这样的社会便可认为是和谐社会。要建成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具有"和衷共济"的社会整合机制,具体来说包括大众参与机制、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和精神激励机制。大众参与机制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共建中来;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凝聚起来;精神激励机制使广大人民群众振奋起来,这样就能"和衷共济",富民强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价值、困境及策略

巡察治理"微腐败"对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助力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实践中,巡察治理"微腐败"面临"微腐败"易发多发与巡察力量有限的矛盾、巡察人员易受"熟人社会"影响、"微腐败"隐蔽性强与巡察获取信息有限的矛盾、基层腐败干部涉黑涉恶增加了治理难度等现实困境。应通过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创新巡察监督方式、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有效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