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可行性探讨——基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的诠释

自1957年卡尔·多伊奇首次定义"安全共同体",到伊曼纽尔·阿德勒与迈克尔·巴涅特对其的丰富与完善,对我们理解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东盟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成果,其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运行逻辑对中国与东盟"10+1"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作用。而唐世平提出"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为我们理解国际系统的转变尤其是"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更具演化性、系统性的分析范式。本文则主要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出发,讨论"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可行性,为下一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

在尊重缔约国现实情况和制度差异的基础上,构建高效、合理、可操作的知识产权执法合作制度是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在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细化合作机制、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欧盟在知识产权区域保护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已构建详尽的合作机制,借鉴欧盟制度能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样本。尤其是欧盟法科学划分共同体与缔约国在知识产权执法领域的职权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权利设置差异化合作机制所体现的灵活性是“求同存异”共建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的可行路径。     

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面临的考验

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东盟向建立全面的“东盟共同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经过30多年的合作与发展,东盟已经具备了一个新生的安全共同体的某些属性,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考验,主要表现为东盟方式的缺失、东盟内部仍然存在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等,这些考验会阻碍甚至瓦解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立。     

论《东盟宪章》对东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中国、印度等大国崛起的地区背景下,东盟各国合作原有的“东盟方式”存在内部经济合作实施力的不足和金融危机经济动乱应对不足等缺陷,《东盟宪章》由此得以签署并生效.《东盟宪章》的具体条文从专门的经济宗旨、专门的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协议的独特承诺和决策三 个方面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东盟宪章》整体提升了东盟对外的经济竞争力,推动了东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合作,并最终促使东盟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直至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入的发展.     

东盟共同体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推动者

2007年是东盟成立40周年。回顾东盟所走过的历程,总结它在推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创造的独特模式和做出的突出贡献,展望未来,历史向东盟领袖提出了建立东盟共同体这一新的目标时面临新的挑战。东盟唯有继承和革新——既要继承原有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要根据新形势和新目标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和调整某些原则和机制。东盟组织在未来的改革中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不太可能成为“超国家”组织。东盟在推动共同体建设中核心国也将发生变化,由于印尼国内情况的变化导致核心地位有所下降。近年来在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方面,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发挥了核心国的作用。     

欧盟共同金融政策的发展与调整

欧盟共同金融政策成型于1986年开始的欧共体单一市场计划,其目标是建立高效、富于竞争性的共同体单一金融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发展经历了区域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服务行动计划下的规则和谐化两个阶段,推动了欧盟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金融服务业市场竞争与效率的改善.但是,欧盟单一金融市场建设中还存在一体化程度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欧盟当局将在金融服务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推动金融部门欧盟内的动态重组进程,调整金融监管思路,以全球性视野处理内部金融问题,实现既定的金融发展目标.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

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内在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新合作提供的范本,以及利益交换关系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具体合作政策和标准规范上可能存在的分歧等。应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     

欧盟合同冲突法的新发展——《罗马条例Ⅰ》述评

1980年《罗马公约》以公约的形式统一了欧盟合同冲突法制度,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其日益无法满足法制统一化的要求.2008年《罗马条例Ⅰ》在秉承《罗马公约》有关规定基础上,从适用范围、当事人意思自治、未选择法律时准据法的确定方法、运输合同和保险合同的法律选择、对强制性规则的界定等方面发展了欧盟合同冲突法,以共同体立法的形式实现了欧盟合同冲突法的统一与变革,有力地推动了欧盟国际私法的进一步发展.     

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兼论对深化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启示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政治稳定、推动安全合作与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积极与重要的角色。随着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在强化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向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展。在东盟社会与文化极其复杂与多样的环境下,社会文化原则的认同与规范一致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以人为本、社会福利、社会正义、捍卫人权、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现代的社会文化观念,成为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与重要原则。尤其值得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规范原则以及实践方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借鉴,这对中国全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跨境继续教育发展策略——欧盟教育一体化的启示

基于欧盟教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在探讨中国与东盟教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将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跨境继续教育作为一种策略选择,进一步丰富其实施计划,并逐步推进关键工具开发.     

冷战后东盟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

冷战后,东南亚海上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综合安全观”的指导下,东盟国家对海上安全理论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提高海空军作战能力,加强东盟内部海上安全合作,提升东盟整体海上防御能力和应对海上危机的能力;积极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建设,巧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确保东盟在亚太海上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针对“9·11”事件后东南亚海上安全新形势,东盟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反恐、反海盗等一系列海上安全合作,努力推动东盟地区论坛向实质性方向发展,积极筹建“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实现东盟安全一体化方向迈出了坚实步伐。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多维考量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现状与双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考量。为了推进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双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奠定基本前提；在经济层面要深化合作，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根本动力；在文化层面要交流互鉴，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搭建有益桥梁；在法治层面要完善制度建设，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有力保障。     

欧盟经验对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启示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问题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公共政策议题.虽然欧盟的情况与珠三角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但欧盟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政策工具等基本经验对于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欧盟区域一体化为借鏊,将会为从制度层面推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创新路向.     

地区一体化与冲突管理机制相关性研究:基于欧盟的实证分析

当前,欧盟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创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与地区冲突管理模式创新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性.欧盟主导处理冲突的"欧洲化"模式,代表着一种进程,即"将冲突的最终结果,与一体化的水平或者说欧洲处理冲突的其他结构联结在一起".欧洲的整合已成为二战以后该地区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一体化,欧盟为寻求地区冲突的解决探索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利弊分析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成功之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已证实这一点。去年以来，亚洲和世界经济出现下滑局面，更凸显出中国和东盟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为相互间企业经贸合作提供更新、     

包容性增长视域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包容性增长之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贫困和不平等的广泛持续存在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容性增长的必然要求;相互信任与求同存异则是实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包容性增长的前提;而必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实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容性增长的策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未来我国应继续秉承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践行包容性增长,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区经济一体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中国同东盟单个国家建立双边FTA对地区经济政治关系的影响

在东盟加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域外大国积极介入试图牵制的形势下,中国应当在同东盟建立“10+1”FTA的同时,也适时地同东盟单个成员磋商建立FTA。这样既顺应区域合作潮流,也符合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利益的要求。     

中国—东盟"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与时代转译

"海丝文化"是在中国与东盟及亚欧各国海河交流、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应生活年代时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影响的个体与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实践;中国与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史料、书面文字、博物馆考古文物、传统习俗、礼仪、建筑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集体记忆追溯与建构,再现双边在经贸、文化、外交等方面绵延、交流历史的集体记忆,是重现"海丝文化"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等元素特征与时空意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例证;转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新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民心相通、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过程探析

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当前研究东盟发展问题的新兴理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成员国对观念与规范的集体认同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东盟规范(norms)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二战前东南亚亲西方国家的地区安全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从对立走向一致的过程。新的地区安全观念和地区秩序规范的产生,不仅推动了东盟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     

东盟环境安全合作的方式与面临的挑战

东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已把环境议题纳入到了地区一体化进程,并逐渐形成了东盟主导下的应对环境安全问题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由于东盟领导国缺失、彼此利益分歧及大多数成员国的内部政治结构脆弱等原因,以"不干涉别国内政、协商一致"为主要内容的"东盟方式"就成为东南亚国家环境安全合作的主要模式。"东盟方式"在创造和平谈判氛围、推动区域国家参与环境安全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东盟方式"的低门槛、包容性、协商性等特点严重制约了环境合作机制的执行能力,阻碍环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