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名士”思想对话的历史考析——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

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是西晋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通过对"中朝名士"政治历史背景的系统考察,以及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在文辞与义理上的对应性研究,我们认为,裴頠《崇有论》以儒学立论,代表了西晋中央朝廷的皇族立场。郭象《庄子注》则以"庄子"道家思想立论,代表了地方士族立场。     

郭象哲学的基点及相应的几个概念

<正> 郭象哲学的基点是什么?许多文章及教科书都曾论及,其中以“命”说、贵“无”说、“独化”说、“玄冥”的神秘境界说为基点,给郭象下唯心主义断语者居多,以崇“有”论为基点,下唯物主义结论的也有人在。本人读郭象《庄子注》有一些体会,愿提出来供同志们批评指正。《庄子注》主要论及了万物因何而生的问题,如何存在的问题,由何而来往何而去的问题,还有与如上问题密切相关的物与自身、人与自身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郭象哲学的落脚点便显露了出来,它不是“命”和“无”,也不是“独化”和“玄冥”,而是“物”。     

郭象“独化论”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

哲学界很多同志认为,郭象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理由是:郭象是个“贵无论”者;郭氏哲学的最终归宿是“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而“玄冥”是最高本体的精神世界;郭象自然观中的“天”“理”“性”“命”是上帝之类的代名词。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下面简要地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关于《晋书》中《崇有论》的标点问题

<正> 西晋哲学家裴頠,他的主要著作是《崇有论》,这是一篇针对时代之弊而发的论战性文章。他见于当时“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的倾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崇有”的思想,犀利地批判了王弼等人的“贵无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在魏晋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裴頠的《崇有论》保存在《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中。因研究不够,《崇有论》中     

对向、郭《庄子注》疑案的一种判定

今本《庄子注》究竟是向秀所注还是郭象所注?历来众说纷纭。本文考察了关于《庄子注》问题上历史的和当前的不同意见,并分析了其不同意见产生的根源。在分析以往意见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今本《庄子注》应该是郭象的著作。     

郭象的独化自生哲学

郭象其学说通过名教自然冥和说、独化自生论,以及自因、自为、自得、自有、自性说这三个方面来体现。独化自生经逻辑演化,自因、自为、自得、自有、自性而无待自造;无待自造而自然,自然而逍遥自由,成为郭象哲学的形而上本体。＂玄冥之境＂是郭象独化自生的价值理想境界,也是其终极境界。     

道家实践形而上学的深化——向秀《庄子注》探微

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以这种彻底的贵无论立场,向秀既不同意嵇康那种刻意养生的生活态度,当然更不会服从儒家名教的束缚,但却无意中放弃了对名教的批判性,为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妥协铺平了道路。     

郭象哲学的逻辑结构及对庄学的修正

郭象(公元252——312年),字子玄,西晋元康时期玄学的主要代表。魏晋门阀势族经过多次的内部纷争和杀戮,展转进入西晋元康时期,虽说其政治,经济的统治暂趋稳定,而其腐朽性寄生性却暴露无遗。郭象作为当权的门阀势族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就在于为这一极不合理的社会作唯一合法的论证。 郭象的哲学思想是通过诠释《庄子》来阐述的,他既作了《庄子注》,又写了《庄子序》。然而《庄子》一书的观点,是要超世俗、离世间的,是要否定儒家的礼法名教,恢复到无君无臣的“至德之世”的,这就同郭象哲学的出发点大相径庭。那么,郭象为什么还要     

郭象《论语体略》研究

郭象是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代表,其玄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庄子注》中,而且体现在九条《论语体略》中.郭象《论语体略》九条包含有以“性”、“情”注“德”、“政”、“礼”的思想,“因循”思想和“与众玄同”的思想.     

郭 象 性 分 论

郭象性分论束际成郭象（公元２５３年──３１２年）字子玄，是西晋元康永嘉年间玄学代表人物之一。郭象的代表作《庄子注》问世于元康年间。在郭注之前，注《庄于》的有数十家，同时代注《庄子》的也很多，有司马彪、崔撰、向秀等人的庄子注，李颐的集解。郭注别开生面，...     

郭象本性论与晋人个体生命意识

郭象哲学对汉代元气论与王弼"无"之本体论的转换,不但消解了万物外在的生成根据,而且宣告了一种新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诞生。万物个性之"有"无所归因的自然自在,揭示的是生命初始状态的偶在性与独一无二性。万物任性而动的自动机制,彰显的是生命生存模式的率性自由与独立自足。万物适性逍遥与独化于玄冥之境,呈现的是生命境界的个体自得与并存和谐。郭象哲学的个体生命意识不但可视为对晋人个体生命风度的理论概括,其所开拓出的"个体间"关系亦可视为中国文化上的一种新型"群己"关系。不过,郭象侧重把生命意识奠基于个体的自发、自动本性而非自觉、能动心性,导致的是生命精神超越维度的欠缺。同时,在一个玄冥关系已然破碎的现实社会,郭象倡言的生命和谐之境也只能是一种梦想。     

庄子物论的意向本质

“物论”一词出于庄子《齐物论》 ,是庄子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被许多研究者忽视了。检视郭象《庄子注》、王夫之《庄子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 ,其要义有二 :一、平齐是非 ,二、均齐万物。蒋锡昌认为 :“物”即万物 ,谓万物之理 ,“论”即言论或辩论或论说 ,谓当时各家各派的不同言论。① 闻一多认为物论犹事类。② 笔者认为 ,庄子哲学所谓物论表述的是人理解和掌握物的活动价值评价 ,是对主体生存方式的一种确证。因此 ,物论是庄子哲学的坚实支撑 ,是其元典精神的鲜明凸现 ,讨论这个问题 ,有利于敞开庄子…     

裴頠哲学思想补正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指出:“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此外,“治学之眼光、之方法”也很值得留意。对裴頠哲学思想的研究,也不应忽视他的“人生行事”之旨趣与思想表述方法。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子》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贵无”、“贱有”。之后的裴頠、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从《庄子》、郭《注》、成《疏》看庄学“自然”义的歧异指向

庄子哲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贵道贱物",即强调道体"自然"而物不"自然"的倾向。郭象、成玄英分别从玄学、道教重玄学的视角注、疏《庄子》,改变了庄子对"自然"的理解。郭象《庄子注》解构道体,宣扬"物本自然";成玄英则不仅肯认道体"自然",又主张物性"自然",表现出一种二元的"自然"观念。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     

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寄言出意”与“忘言寻旨”——以经典诠释学为视域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研究郭象《庄子注》,郭象注《庄子》,展开于字、句、段、章、篇、全书等不同的文本意义单位,涉及语义解释、作者原意阐明和哲学意蕴抉发等不同义理层面,带有明显的解喻性质。郭象以"寄言出意"概括《庄子》的论说方式,提出与之相应的诠释策略,即"忘言寻旨"。在"述而作"的驱动之下,"寄言出意"又翻转为郭象自己的义理创新方法。由此观之,"阐发"乃是经典诠释中与"理解"、"解释"同等重要的方面,其中包含"述"、"作"、"为"等不同的要素。经典阐发同时滋养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其一,诚之道,尊重经典,自觉地将作者与文本作为经典阐发的约束条件;其二,风流逸气,张扬个体的批判力与创造力。《庄子注》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通过散播于注文各处的思想片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郭象命论对儒道思想的融摄

儒道两家都重视命,但与民间流传的“宿命论”迥异。儒家侧重于应然之命,即道德使命;道家侧重于本然之命,即本真之命。郭象对传统命论的最大贡献,是将儒道两家的命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建立玄学之命。郭象发挥了性命与遇命,前者主要基于道家,后者主要基于儒家。郭象通过《庄子注》,比较成功地调和了儒道两家的天然对立,不仅复活了道家,而且将儒家的入世主义和道家的出世主义融合创新,从而将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和人生境界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裴頠崇有哲学新论

裴頠,字逸民,河东闻喜人,西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政治家,崇有派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门阀士族大官僚家庭,任过西晋王朝的尚书左仆射等官职。“八王之乱”中被赵王伦杀害,年仅三十四岁。他死得过早,留下的哲学著述只有一篇《崇有论》,但在魏晋思潮中却是异军突起、别具一格的。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还不多,本文不揣浅陋,试述于兹,以求教于学术界。     

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是本体论的命题吗?

<正> “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章句上》),从孟子的本意来看,它涉及到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一个命题。对于这个命题,多年来一些哲学论著都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去解释。如在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这是孟子对宇宙本原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见艾本教材1978年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