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苏轼的政治思想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他有进步的一面,同王安石一样有改革的要求,与顽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有所不同。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苏辙离开变法阵营的原因

作为蜀学早期重要代表的苏辙,在北宋中期,从早年极积主张变法到后期反对变法。对此,深究其因有三大方面,一是与“熙宁变法”的反对者欧阳修、张方平的恩怨关系;二是与变法执掌者王安石在变法的方式、方法、立场上存在根本分歧;三是受道家、道教的自然无为哲学思想和与民无争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慈禧

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戊戌变法,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是因为维新派前期进行的技术性改革与洋务派的主张并无多大的差别。但是,维新派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君主立宪,这就必然要触及到政治体制的变革,妨碍慈禧的专制统治。结果,慈禧不能容忍,镇压了维新派,致使变法夭折。至于清末新政时期,尽管慈禧迫于内外压力同意进行某些改革,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触犯封建专制的最高权力。因此,有关慈禧对维新变法是赞同或是反对的笼统说法,以及慈禧推行“新政”可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历史动因

光绪 2 1年 4月 2 8日 (1895年 5月 2日 )康有为率上京赶考的举人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 ,除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主张“拒和、迁都”与日本再战外 ,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这次上书 ,是康有为继 1888年布衣上书之后的第二次上清帝书 ,史称“上清帝第二书” ,也即名闻中外的“公车上书”。它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的政治主张与纲领 ,即发展资本主义 ,实行能者竭力 ,富者纾财 ,共赞富强 ,群民同体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要求。上清帝第二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康有为等人富国养民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纲领 ,也使康有…     

论维新派“保救光绪”的目的

维新派保皇的实质目的既非报恩，更非护满，而是维护自身根本的政治利益。起初欲坚决反击慈禧后党集团的政变，通过使光绪复位而重建维新运动的业绩，继续推进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继而突破“君权变法”政治模式的束缚，决意推翻慈禧后党集团掌权的清朝政府，建立一个完全由维新派主持的新政权。最后则变为反对革命排满，主张实行立宪。反对革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臣清扶满。总的来看，维新派保皇的目的不无积极意义。     

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看韩琦

韩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面对北宋早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积极参加了庆历新政的变法革新,但后来因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王安石的改革设想不同因而,他又强烈地反对这一变法。     

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诏狱缘何涉新法:北宋祖无择案刍议

熙丰年间的祖无择案轰动一时,时任知杭州事的祖无择被拘下狱讯问,由此牵连一大批官员。当时士大夫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多认为是祖无择与王安石、王子韶之间的私人恩怨所致,后来上升至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由于为祖无择辩护的多为变法反对派人物,祖无择也因此被划归了变法的反对派。实际上,祖无择本人并没有明确反对变法的主张,他在当时的政坛应该有着自己的独特立场。     

王安石变法中的失误原因探析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王安石变法” ,既有丰硕的功绩 ,又有严重的失误 ,这些失误影响了改革的成就 ,给改革带来了阻力和损失。历来批评这次变法的人大都认为 ,这些失误应由王安石负责 ,甚至由这些失误而否定这次改革。但事实上 ,造成这些失误的主要负责人应是宋神宗。宋神宗和王安石在理财思想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主要体现在实施变法的步骤、理财的思路与政策以及用人方面。宋神宗的主张是导致变法中一系列失误的重要原因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东洲先觉者":文廷式的近代意识

戊戌年间,文廷式不仅呼吁变法图强,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欲开风气,挽世变”,而且打破华夷之分的传统陋见,以开放的胸襟主张学习西方;反对封建顽固派捍卫三纲五常的陈腐之论,阐论抑君权、伸民权的政治思想。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近代意识。     

司马光对时局的认识

司马光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两人却由相知挚友,发展到不相住来。其原因,是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当时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要分清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熙宁、元丰年间关于变法问题的是非争执,必须首先探究他俩对时局的估量。因为,对当时形势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政治设想和措施。     

法家先驱者邓析

法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趋向崩潰,封建制日益兴起的形势下产生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战斗的学派。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社会前进,反对社会倒退,倡导革新,反对保守,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展开了针鋒相对的斗争。法家代表人物的涌现并大力宣扬革新思想,推行变法活动,主要是在战国时期。但从春秋的中期起,法家的思想就开始产生,法家的先驱者就已经相继出现。郑国的邓析就是法家先驱者之一。邓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郑国,当时的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了新兴封建制取代没落奴隶制的社会变革时代,井田制开始崩坏、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大夫执政、     

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

梁启超参与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在短时间里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知识人,为维新变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湖南时务学堂值得夸耀的成就.然而,时务学堂在梁启超接手后,改变了创办宗旨,不是为湖南培养维新人才,而是成为其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遂激起湖南官绅的激烈反对,并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冲突.梁启超等人的这些做法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社会风气,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毕竟欲速则不达.     

从两部《劝学篇》看中日近代文化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

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两部《劝学篇》,二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都是要为两国的文化发展规定方向,但是二者的旨趣并不相同:张之洞《劝学篇》意在批驳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主张,因而坚决反对兴民权,反对自由独立;福泽谕吉则是要培养新的现代国民精神,根据西方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人民的权利。二者都对本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观探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体现了它的建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反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张稳态经济发展观;反对现代国家主义政治现,主张社区主义或社会共同体政治;反对现代个人主义文化精神,主张注重创造性和精神作用的文化精神;反对现代"非生态论"世界观,主张整体有机主义"生态论".这些观点有助于当今人类社会转型、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也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借鉴.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除旧而不布新,变法而不变人,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的研究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