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的崇高美与朗吉弩斯的崇高论

当朗吉弩斯于公元213年,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之帕尔米拉城诞生的时候,屈原已早他五个多世纪出生在中国的雄楚之邦。他以“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受宠于楚怀王,并出任左徒之职。朗吉弩斯也以其天才、雄辩,担任过帕尔米拉摄政王吉诺比娅的谏议大臣,并曾鼓动雄心勃勃的吉诺比娅,使民族主义的热情在帕尔米拉高涨起来。但是,很快就遭到愤怒的罗马皇帝的残酷镇压,吉诺比娅和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屈原西行考

屈原任楚国的左徒,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谤,被怀王疏绌,退居汉北。不久,楚“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楚军,遂取汉中之郡。这时,屈原不可能再呆在汉北了。同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①所谓“复用”,只是利用屈原与齐国的关系,派他使齐而巳,并未恢复他的官职。他已“不复在位。”(本传)使齐回来,他劝谏了怀王一次。从此就销声匿迹十多年,可见他成了一个投闲置散的人物。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撞出感召力的钟

有一个小和尚担任撞钟一职,半年下来,觉得无聊之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有一天,主持宣布调他到后院劈柴挑水,原因是他不能胜任撞钟一职。小和尚很不服气地问：“我撞的钟难道不准时、不响亮？”     

论宋代“閤职”

《宋史》对“閤职”的记载不详，以至于在宋代官制研究中往往只注意到文臣的“馆职”而忽视武臣“閤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至今仍对两宋“重文轻武”的看法。“閤职”作为武臣的储才之所，不仅表现了在武官系统中也存在着与文臣带职所类似的特殊地方，而且，“閤职”的设立也体现了皇帝对武治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维护皇权的手段，这也是两宋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津津乐道的“祖宗之深意”。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 ——读《汉书》札记

通过对西汉一代大司马之职的考察,认为西汉大司马一职多为外戚所把持,是皇帝个人专权机关“内朝”的骨干。大司马之职是否专有军权与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帝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戚地位的上升是西汉中晚期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     

从《摩罗诗力说》谈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对鲁迅毕生的创作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文艺“为人生”这个观点正是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鲁迅写道:“文章之作用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故文章之于人     

试论屈原的美政何以失败

屈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光照千古的伟大人物,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所共同纪念的文化名人。千百年来,人们将屈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失败原因多归结于楚王亲小人而疏贤良以及屈原遭人离间之故。文章在陈述这两点之外,着重指出屈原"美政"的失败是"左徒"官职虚尊而无实权以及屈原的品性因素。     

“上下文”的出处

“上下文”是现代汉语常用语词 ,《汉语大词典》作为词目收入。释文是 :“谓文章中与某一文句相连的前文和后文。例如 :单看这句文字 ,很难理解它的意思 ,联系上下文来看就容易明白了。”例句自编 ,没有书证 ,不能说明何时出现。查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秋官》“小行人职”即有“上下文”一词 :　　若国札丧 ,则令赙补之 ;若国凶荒 ,则令委之 ;若国师役 ,则令槁之 ;若国有福事 ,则令庆贺之 ;若国有祸灾 ,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 ,治其事故。 [义疏 :此一“经” ,据上下文皆据诸侯国 ;此文虽单言“国”亦据诸侯而言。]贾疏是说 :“小行…     

论古代官名与称谓语的关系

官名不仅是职务的指代,也是称谓的一种。古代官名用于称谓的现象很多、特别是唐宋以来。不过利用官名称呼的不一定就是担任官职的,这就是常说的僭称。古代官名与称谓语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古代官名有的演变为一般的称谓;另一方面,有的一般称谓语在一定的场合则又反过来成为宫廷和官员之间的特定称呼。     

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解读《汉书·扬雄传·赞》的新思路

离蜀至京、待诏黄门、写奏"四赋"、"除郎"入仕, 这是扬雄入仕经历中的重要事件。《汉书·扬雄传》对以上经历都有记载, 但是由于叙述过于简略, 加上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字上的衍脱讹误, 致使这四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本文认为, 系统解读《汉书·扬雄传·赞》全文, 尤其要正确理解其中"给事黄门, 与王莽、刘歆並"的含义, 是解决这一历史悬案的关键。文章以讨论"至京"时间为重点和突破口, 不仅为了解其余三个事件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更为解决扬雄入仕经历的悬案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北宋皇帝葬礼探考(上)

自汉迄唐,皇帝死后葬期长短不一,北宋一改旧观,恢复了“天子七月而葬”的儒家礼制;山陵役夫情况,正史中讳莫如深,作者从《金石萃编》等书中找出了有力证据;对山陵耗费,文章特别注意到“间接花费”和“山陵维护”等为常人所忽略的问题;嗣君为什么大建山陵?本文亦有自己的见解。     

屈原使齐问题之探索

对于屈原使齐问题,学界意见纷纭。本文提出,屈原使齐是楚国生存与发展战略的正确反映,具 有重要意义;屈原不仅使齐,还很可能侍楚怀王访赵、访魏,以求结成抗秦联盟;屈原使齐时,应具有左徒或 其他较高职位;屈原使齐本身是成功的,完成了外交与文化双重使命。     

美在文心——刘勰文学观探微

《文心雕龙》确有以“文章”(美文)为文学的观念,但“文学”仍与写作有不解之缘。古代文论中体现的是古代文人学士的文学观,重视学识和经验规范的传承。通过对所谓“采”、“美”、“文章”、“文学”等概念以及相关因素的考察,剖析美文的构成,评说美文文学观的理论意义。刘勰推崇“(心)宰”、“性灵”、“情志”的创造力。“心”美是人之灵慧和生命意义的体现,是“文”美的核心;学养能提升主体素质、“有助心力”,也是“文心”之美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心雕龙”的题名意谓“美在文心”。认识其宗旨不仅是对刘勰文学观认识的深化,也有助于了解文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张华先生英译《中国的神仙》献疑

张华先生英译的《中国的神仙》一书功力深厚,观点独到,但白璧微瑕。书中有关中国古代官职的名称,大部分在英文中缺少对等词。中国特有的道教哲学体系,在英文中是一个文化空缺,而有关“玉”的文化暗含,在中西文化间有很大的差异。译者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用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译等方法。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古代箴体文探析

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古代官名的袭古性探析

袭古性是古代宫名的一大特点。古代官名的沿袭一方面破坏了官名与职事之间最初的循名而知其职的关系,出现了“同职异名”和“同名异职”的复杂现象,另一方面却给古汉语以及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源。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开始就占据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在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便走在别人的前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是“人类的父母官”。他们必然成为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自于他们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原来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先秦诸子出于王官”说毋宁说是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