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与全民基本服务——当代两大社会政策思潮的比较与论争

社会政策旨在以集体方式来干预个人问题。21世纪以来的金融风暴、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等诸多世界性事件都预示着人类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和充满不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中,并导致全球贫困与不平等现象的恶化。那么,如何通过人类社会的集体行动来增加个人的安全感并减缓贫困与不平等呢?对此,基本收入与基本服务理念做出了回应。前者强调21世纪经济体系结构性变化中的缴费型社会保险式微而无法给人们提供经济和社会安全感,因而需要提供覆盖全民的、作为权利的基本收入;后者则突出因战后所形成的普遍服务理念与政策的衰落而导致的对人们共同需要满足的忽视,因而提倡通过全民基本服务的方式发挥集体责任来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基本服务概念与基本收入概念相伴而生,但是它们源自不同的理论脉络与社会压力,因而各有其主张和理论依据,不过两者并不完全冲突。本研究试图梳理、考察和比较这两种新的社会政策理念与计划,以丰富中国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     

托马斯·皮克迪21世纪资本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研究对过去250年以来欧洲及美国社会存在的财富聚集与分配问题作了新的分析,提出当资本收益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快时不平等现象就会加剧,人力资本无法取得对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的胜利,最终导致社会不平等。不平等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如果不改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所信仰的精英价值观将会受到冲击,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民主秩序以及公平正义将会受到威胁。     

我国财富不平等形成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财富不平等程度十分严重,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而财富基尼系数则高达0.7左右。财富不平等的形成机制错综复杂,从制度因素、政策因素、资产泡沫以及市场机制四个方面对财富不平等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显示:在制度因素方面,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价格双轨制、中小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部分政府官员与国企高管利用公共权力设租寻租等制度因素都导致财富向少数群体集聚,扩大了财富不平等;在政策因素方面,政府的资本、东部与城市偏向型政策造成财富向资本所有者、东部以及城市集聚的趋势,扩大了财富不平等;在资产泡沫方面,房地产、股市以及资源泡沫使少数群体利用金融杠杆或政策漏洞完成原始积累,占有巨额财富,扩大了财富不平等;在市场机制方面,金融悖论使资金流向富人,而远离穷人,出现财富分化。为了缩小财富不平等,建议:制度方面,要防止国有资产内部人控制,需加大反腐力度;政策方面,使政府的资本偏向型政策向劳动偏向型政策转变;资产泡沫方面,要防止脱实向虚;市场机制方面,政府需对财富分配进行干预,避免社会财富过分集中。     

中国为什么需要平等的大学招生制度

大学招生指标制度和录取标准的地方差异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社会后果.大学招生标准的不平等一般意味着任意、不公正和非理性,并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之所以主张招生标准在原则上平等,也正是因为不平等不仅侵犯了某些地方考生的受教育权利,而且还导致"高考移民"乃至"高中移民"、扩大城乡教育差距甚至损害国家统一意识的继承和发扬等一系列不合理现象.     

政府间博弈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推行

利用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相关理论和实地调查资料,从政策执行角度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地方政府的利益分化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政策执行中出现基层政府管理部门的道德风险和各级地方政府间的不平等博弈,并就此对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执行效果提出了建议。     

“社会排斥”概念：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概念逐渐替代贫困概念,成为国际公共话语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主流,影响着世界发展模式的变化。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排斥概念的现代语义起源于法国,而后通过欧盟的贫困项目及其组织传播到其他欧盟国家,最后逐渐被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纳。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相对性、累积性、空间性等多重特征,它与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概念与话语相关,但是又与这些概念并不等同。在实际运用中,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人们往往也对社会排斥的具体定义作不同的界定。此外,受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学科传统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排斥的话语和研究范式。这些话语和研究范式影响着当前人们对社会排斥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     

制约农民致富的制度分析

本文认为农民贫困有三重含义 :一是货币的和实物的收入低、享受的社会福利少 ,即收入贫困 ;二是创造财富和收入的能力差 ,即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 ;三是获取收入或财富和提高能力的权利和机会少 ,即权利和机会的贫困。这三重意义上的贫困内在联系 ,而且形成恶性循环。从根本上说 ,农民贫困是制度性贫困 ,是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农民贫困、制约了农民致富。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是导致农民贫困或不能致富的主要因素     

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根源与改革之道

中央自 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强调减轻农民负担 ,但十多年来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成为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本文试图揭示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根源 ,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改革之道。制度根源之一 :农村税费制度不合理要想解决问题 ,必须判明症结。农村税费制度不合理是导致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障碍之一。1、乡统筹的征收依据不明、名实不符。国务院 1 991年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 ,“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农办公助事业”,但“民办公助”被有关部…     

基于政府责任的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现状严重,主要表现为权利上的不平等,权利常常受到权力的侵害、剥夺和压制,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权利难以得到救济。究其原因,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是导致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的主导因素。政府在破解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社会观念的引领者、相关政策与法律的创设者以及教师权利保障的协调监管者与资助者。     

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贫困探讨

健康与贫困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农村人口健康贫困主要是由于农民公平参与和利用健康资源的能力和机会的削弱或丧失、既有制度缺位、健康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农民支付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的。构建政府主导的基本健康服务公共支持体系、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健康教育是摆脱我国农村人口健康贫困的主要途径。     

我国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研究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的相关关系,有助于我们解决经济增长及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对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之间两两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增长与不平等相关关系不显著,但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增长与不平等具有相关性,而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增长与不平等并无相关性。尽管公共支出对增长有正效应,但公共支出不能使不平等收敛,反而增加了不平等。基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文章第二部分提出了改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政策建议,进而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工作的重点应从重视效率转向社会公平、改善公共教育支出结构、加强低收入群的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失业救济等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建议。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革

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短缺问题,是由于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造成的。变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应有不同的供应主体;各级政府在财政能力的配置上,应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支出政策,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问题。     

发展中国家妇女贫困问题探源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确保妇女拥有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实现妇女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程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清除导致妇女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一些主要因素和障碍,如妇女的无偿劳动和双重负担、就业上的不公平待遇、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有限的教育、以及在社会保障和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利境地等等.同时,由于上述因素或障碍十分复杂且相互关联,只有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套、良好整合的政策而不是彼此孤立的政策,才能使这些政策取得良好成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迄今也依然存在着诸如妇女劳动负担过重、卫生保健状况较差、就业难度大且工资低、土地权益得不到保护、受教育程度低等种种不利于妇女脱贫、减贫的因素,因此关于发展中国家妇女贫困的根源分析和政策建议对未来中国妇女贫困问题的解决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

文章运用社会权利贫困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其中包括现行法规没有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明文规定的权利难以得到强制实行、弱势群体缺乏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城市贫民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以及一批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严重不足。通过总结美国反贫困政策演变和不足,文章提出了治理中国城市贫困的四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从缺位到归位:农村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位.对社会保障本质的误读,对家庭保障、集体保障和土地保障作用的过高估计和过分夸大政府承担农村社会保障的财力负担等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遗忘与忽视.政府应当是公共产品最主要的供给主体,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推进呼唤政府责任的回归.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财政投入、立法保障等方面.     

福利统筹理念下的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

在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工作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结合我国现实实际,借鉴国外理论与政策经验,我国应在公共福利统筹的政策理念下进行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制度的构建和创新。具体包括：通过福利统筹保障农民工收入安全与持续增长,实现就业稳定,使他们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险。     

贫困与公正

就总体情况来说,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贫困现象的规模与程度同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具有一种负相关性。绝对贫困显然有悖于公正的保证原则和调剂原则。当一个社会有能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仍存有大量绝对贫困现象,应当说这是不公正的。对于绝对贫困者来说,社会有责任提供最起码的社会救援亦即生活底线的保证,有责任从全社会发展的总成果中切出一部分予以调剂。平均主义式的绝对贫困则损伤了公正的机会平等的原则(事前的原则)和按照贡献分配的原则(事后的原则)。相对贫困更是从多个方面违背了公正的原则。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贫困大多属于“不公正”的贫困,但也有少数的贫困属于“公正”的贫困。“公正的贫困”现象只是相对贫困范围内的事情。由此,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贫困者并不一定就无可置疑地拥有着公正。贫困与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复杂。     

持续性不平等产生和加剧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也不断加剧,甚至有继续恶化趋势.本文先在现有理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能够导致持续性不平等产生和加剧的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现在阶段导致我国不平等持续恶化的可能原因.论文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导致目前我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垄断以及由此导致的持续寻租和非法性收入、户籍制度弓J起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各种不完备制度的改革所造成的持续不公平再分配、自费教育制度的改革所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不平等.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