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

一、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君主与官僚制度配合的政治体制,宗法血缘关系统帅的社会结构,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而中国古典文化不过是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反映这一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因此随着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封建制度转变为近代政治制度,传统文化作为旧的意识形态自然失去了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但是,能否把文化看作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现实或制度现实的     

悲哀的蜕变——由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说开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以其反映市场经济情境下知识分子被迫蜕变时艰难的心理挣扎而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知识分子蜕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蜕变首先在于其权力、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下降,这也是近百年来的事,源于自“五四”中国社会第一次历史转型以来的反传统思潮、社会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几千年文明中,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士”的地位远高于普通民众,这从“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可体现出来。“五四”以来的启蒙先锋吸收了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伴生物反智主义思潮,而正是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地、不自觉地失去“士”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知识分子蜕变的第二个社会根源,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第三个原因应该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或者说是西方话语霸权对儒家话语霸权的入侵、置换。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精英和理性思考者。一个社会失去了精英,文化由谁书写?精神由谁传递?理性何在?世俗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是短浅的。如果仅仅追求世俗化的理性,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底蕴,最终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意义的发展。就连阎真都不自觉地意识到:“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是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论鲁迅小说中“孤独者”的人生历程

觉醒的知识分子是鲁迅小说中着力塑造描写的形象,这类知识分子也可称之为"孤独者",他们是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的重要形象.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中西文化的撞击,这些觉醒者们以"救国"、"救我"为己任,成为旧思想、旧秩序的反叛者,但最终又成为"孤独者",又都走上了从追寻到幻灭、从希望到绝望的人生道路,形成"圆圈"的生命模式.造成这类知识分子人生历程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鲁迅创作这类小说形象时的心态因素,更有当时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现实的原因.     

民国时期中国文化重建的主体、目标、中介——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的比较研究

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文化重建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文化选择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进步与强大 ,他们强调学习西方 ,始终服从并服务于民族振兴 ,解决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他们所确立的文化本体精神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换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和崇高的价值。新文化运动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意识 ,它的多元化、开放性思维和对传统的深刻反省与批判 ,预示和孕育着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新的能动性改造。新生活运动脱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强调旧的道德和旧的伦理 ,并把它提到至高无尚的位置 ,表现出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企图以传统的封建文化来禁锢人们的思想 ,阻止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其反映出的文化内容 ,妨碍和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其从一开始就处于人们的批判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寻根

现代性的冲击导致传统的解体,即
脱圣入俗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这造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于是,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寻找生存家园即自我认同的过程。他们投身革命,并在传统社会主义中获得了社会认同、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但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分子也付出了牺牲现代性特性的代价。随着现代性进程的重新启动,中国知识分子将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根基。     

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原因初探

晚清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文化曾呈现出一种离异传统向西方近代文化靠拢的趋势。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人格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其独有的敏锐,洞悉社会,充当着时代发展的先锋,为拯救中国冲破传统的藩篱,向西方文化寻求真理,然而,恰恰是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又奇迹般地从离异传统走向文化回归之路。晚清民初的社会现实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气质,以及这一时期的世界潮流是促成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的重要原因。     

爱国主体理性思维力的培育与发展

“爱国”情感是主体最初植根于共同体关系建构的高级情感形式之一，作为一种情感结构，“爱国”情感的培育和表达在实践中呈现复杂多元的样态，情感培育的流动性、情感对象的模糊性和情感表达的易煽动性这三个层面体现出这一结构的基本特征。如今复杂的网络生态冲击之下，“爱国”情感的基本内涵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和思考，理性爱国的实践方向和价值目标需要得到重新阐发和理解，“理性爱国思维力”作为主体的重要思维品质和能力应该得到良好地培育和引导。以主动建构自身的理性认知系统作为依据，以文化认同与制度及社会价值认同一致的目标作为方向，以对思维对象矛盾的批判反思作为作用点，在理性认知、价值目标和思维对象三者连贯统一中实现主体理性爱国思维力的生长。     

从宗法文化到诗性文化——对陈炎的“价值中立”治学观念的一种检视

"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制约着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路线,也决定着"阴阳"的思维结构及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民族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成为一种宗法文化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诗性文化。通过对宗法文化与诗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因素的考察,可以看出陈炎的"价值中立"的治学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命,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应该客观地去清理显在的学术材料并揭示潜在的结构关系;也只有不断进行多元方法并存的理性的研究,才会使认识领域中有关古代文化的知识得到不断增长。     

论中国宗法文化的研究、教学和改造

宗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文针对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在宗法文化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商榷和批评,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近现代的发展规律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影响,兼论了少数民族宗法和宗法封建关系的性质;本人在宗法文化教学及教学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先进经验;批判继承和改造宗法文化,是当前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由交往空间,旨在通过理性和自由的讨论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中国目前公共知识分子主体性角色发挥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产生脱离;二是功利主义的侵蚀使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公共关怀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要履行好作为建构公共领域主体的神圣使命必须克服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弊端和只有专业素养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一个“离群”射手的独立宣言——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动因

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后,坚守思想启蒙的鲁迅从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身上感受到中国知识者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差距。于是,鲁迅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点开始由批判复古保守的旧文人渐趋转向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知识分子的表现。与"特殊知识阶级"长达一年的鏖战,引发了鲁迅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本质与价值取向的持续关注。挣脱体制,自我放逐,做一个"真的知识阶级",是鲁迅来到上海对自己的重新定位。     

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领导主体看运动的特性

学术界在认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性质方面迄今尚有分歧，存在着“旧中产阶级争夺权势说”、“企业主利益冲突说”、“城市新中产阶级价值观改造说”和“中产阶级文化重建说”等多种观点。然而对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与领导成分的考察则表明，知识分子在运动的领导主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并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可以被界定为是一次由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革运动。     

叩问存在：《祝福》的文化意蕴再阐释

作为经典文本的小说《祝福》因其内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从多个视角切入进行多维解读。在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模式的基础之上对《祝福》中祥林嫂这一符码重新解读,则可突破既有解读模式,将祥林嫂视为知识分子的自我隐喻,表征着知识分子对人和存在的叩问,而这一叩问又使得鲁迅的思想可以位列于世界现代文化之中。     

中国传统臣民文化之价值结构析论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国家和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臣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其价值结构表现在君权至上的价值准则、宗法纲常的人治传统、清官圣人的政治期盼、权利主体观念的泯灭四个层面,是一种带有明显奴性特征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之融合的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探求的痛苦与痛苦的超越——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心态

“浮士德精神”可以借来描述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探索型心态。浮士德作为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精灵的化身,概括了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真理、在理想的精神境界中俯视现实的知识分子性格。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除了某些西方文化的精华外,还流动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血汁,闪烁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即便是与叛逆型知识分子相比,这种探索型知识分子仍有其自己鲜明的特质:他们更多地沉湎于理性的理想意象之中,缺乏行动,对现实有更为冷静的理性批判精神,犹豫寡断,等等。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探索型心态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中国传统宗教的系统阐释──给中国文化的心脏作一个哲学诊视

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被宗法式教权统治的国家。儒教是宗法式宗教的哲学 ,道教是宗法式教权的主体进行个体化追求的目标 ,佛教是宗法式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下芸芸众生的沉默的日常生活世界。儒、释、道仅仅是宗法式宗教的包装。宗法式宗教的神奇性、神秘性、神圣性的观念核心──“天”类似于原始宗教的精神组织剂“曼纳” (Mennan) ,所不同的只是曼纳是个概念 ,“天”则永远以事件的形式出现。于是 ,中国历史陷入了永恒的不能自拔的振荡过程。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上、文化上、语言上的早熟掩盖了中国原始宗教的本性。这是中国停滞落后的最直接、最根本、最切中要害的原因。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茅盾《耶稣之死》对基督教原典话语的转换与重塑

《耶稣之死》是茅盾1942年在桂林创作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之一,取材于《新约.福音书》。作为为人生的艺术理念的实践者,茅盾一生执著于对民族、国家、革命等宏大命题的叙述,倾向于从基督教原典话语中寻找救世理想和新生动力,寻找个体和民族摆脱苦难的途径。茅盾有意摒弃了基督教的原罪文化意识,代之以强烈的社会文化批判理性,采取隐喻策略宣泄着内心的悲愤情绪和向死而生的反抗意志。这种故意的误读,是中国作家面对民族国家命运多舛、社会现实混乱不堪、个体生命无处从容安居的困局时所作出的一种文学观乃至世界观上的自为选择,体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情感和激切的批判情怀。     

民族宗法文化研究中有创新意义的著作——廖杨著《中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研究》介评

廖杨博士的著作《中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研究》,2005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是廖杨同志于1999—2002年在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完成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不断修改补充完成的。全书36万字,分绪论、宗法文化的起源与实质、夏商周的宗法文化及其向西北民族地区的传布、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起源的主要特征、民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及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宗法统治、西北民族地区土司土官制度下的宗法表现形态、西北少数民族人生礼俗中的宗法文化形态和结论等部分组成。从本书的内容看,侧重在分类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