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三省改革与宰相职权演变

南宋建立初期,中央三省机构和宰相职权仍沿袭北宋之制。至建炎三年,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改革为两省(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此后尚书省职能迅速扩大,获得主要的取旨权,成为取旨和执行一体的中枢关键机构。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职权行使主要表现为政务处理的建议权,其封驳职能施行不尽理想。伴随着三省机构改革,宰辅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宰辅的"省份"属性逐渐淡化,宰相权力分配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相权更加集中,这也成为南宋相权膨胀的诱因之一。     

唐代的翰林学士

<正> 本文试图从唐代政治中枢演化的角度,对翰林学士这一重要职官作一个历史考察。唐初,三省分立、三省首长共掌宰相职的中枢政治机构设置不久就遭到了破坏,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皇帝经常临时差遣一些亲信文人、学士进入宫禁,“内参谋猷”,草拟书诏,直接侵夺中书省的职权。翰林学士即是由身份低贱的宫廷御用文人发展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内相”,而成为唐代后期政治中枢的重要成员的。翰林学士职     

南朝政治制度演变与公文骈体化

尚书省和中书省是南朝各政权拟制公文的中央行政机构。考察两省选官与公文拟制的关系,可以发现,从两晋到南朝,由于选官制度的变迁,两个机构中的文学家的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这一变化与南朝章表、诏令、策问等公文的骈体化进程相一致,南朝公文的骈体化直接受到政治制度演变的影响。     

乾隆朝军机处与奏折的处理——以《乾隆朝上谕档》为核心的考察

军机处为清代独创之政治机构,其初始不过是出于保密目的而设的一个临时性办事,后逐渐演变为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处理奏折成为军机处日常承办之事,便是军机处发生如此转变的关键,这也是军机处权力之所在。军机处在奏折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咨询、转递、批答审核。厘清此点,对于认识军机处的权力及其在清廷中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两晋宗室制度发展异趋,各自形成特点,其形成因为有四: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状况不同;两晋最高统治者资质各个有别、在位年龄大小不同、政治素质高低不等、在位时间长短不一;两晋宗室成员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两晋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三公九卿制新论

高兵在《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著文认为，三公九卿制发轫于商朝，形成于周代，秦汉时期确立了三公九卿制的基本模式，可以说．它是对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行政体制和组织形式的概括。这个行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君主之下有若干最高级官吏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还作为中央政府的首领出纳王命，主持行政、军事和监察等事务，组成权力中枢机构，统领分掌全国各部政务的众卿。众卿之下有人数不等的僚属，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组成权力执行机构，两级权力机构组成了以君权为核心的金字塔式中央行政体制。只要中央政府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并发挥了其职能…     

浅论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一)计划与市场: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权力运行方式.计划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形式,从政府管理职能的实施上说,它们又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权力运行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神秘性.其所以如此,是行政权力与执政党的执政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们不会怀疑决策的正确与否,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重点是放在对决策的执行上;而且决策者始终处在监督主体的地位,这就不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权力监督决策的执行.     

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五代枢密使和枢密院初探

枢密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宋、辽、金、元各朝继承并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政治机构。研究它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政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对五代时期的枢密院作一初步探索。一、五代枢密院之沿革中唐时期,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行“中书门下之印”,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安史之乱以后,中央王朝的政治生命力受到严重摧残,外有回纥、吐蕃的骚扰,内有藩镇军将的     

中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考析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作用于大学内部的核心权力.我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随着清末、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始终贯穿于大学发展的整个历程.清末,行政权力独揽,学术权力微弱,两权合二为一;民国初期,学术权力主导,行政权力服务,两权初步协调;国民政府时期,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此消彼长,两权再度走向平衡.这一变迁的历程对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内部权力治理具有较深刻的启示.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基层政府边界的效应表现及现代转型

当下我国基层政府的边界呈现出两种特征:职能的外在无限加压性和权力的内在无限膨胀性.而信任、治理、环境等方面的危机问题已经成为基层政府边界运行效应的主要表现.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基层政府应积极推进职能转换及权力的有机"进退",实现政府边界的现代转型.     

元代中书省性质再研究

在元朝一百多年的统治中,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即行省的确立,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元代常制共设一中书省、十一个行省,中书省最为特殊,它作为元代最高行政中枢却直辖腹里广阔区域。中书省拥有一定人口和地域范围,有自己的行政中心,也有一个上下级隶属的行政等级,中书省统辖腹里地区这一地域概念是明晰的,虽然没有完整的政区通名和专名,但是作为地域概念的中书省也是成立的。     

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

本文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 ,认为枢密　　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     

由皇帝身份的三重性看诏令功能的多元化——以汉代诏令为例

皇帝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不同场合进行角色转换。由皇帝的三重身份,审视汉诏功能的多元化现象可知:皇帝身为天子时,旨在昭示皇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诏令因此具有祭告天地、晓谕天下四方的功能;皇帝身为中央决策集团代言者时,由其批示的诏令则成为贯彻现实权力意志的政令、法令;与家人或关系亲密的臣子相互交流时,皇帝则还原回个体身份,从而使诏令发挥出独具个性色彩的私人书信功能。     

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完善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但总体情况依然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约。为此,必须适应党的建设发展的需要,改革和创新党的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合理配置党的权力结构,即在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基础上,将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并对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机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相互关系进行科学定位。     

对传统决策机制价值的反思——由政治体制改革引发的认识论辨析

政治体制改革终于从人们的议论变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各种现实的利益关系和民族各种传统的文化意识都集中在这最为敏感的议题上.作为一种体制变革,既意味着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的改变,也预示着人们政治活动价值规范的转换.它客观上要求人们对民族决策活动中价值系统的深层结构作出历史批判的反思.政治决策机制是一个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各种决策活动的中枢.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了一个     

试论分权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

西方法治史上,权力制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不同体制因素的制约,到国家职能的划分和制约,再到各种职能的均衡制约三大发展阶段.其中,国家职能二分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为,根据法治的一般理论,国家职能理所当然的被划分为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两部分,国家权力相应的也被分为立法权和执行权,司法权曾长期生存在行政权的阴影之中.从二权分立到三权分立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司法权从行政权破茧而出,走向独立的过程.     

近侍政治与陈朝晚期政局

陈朝后主陈叔宝在居处东宫时期身边结成了由侨、吴士族组成的近侍群体。这是缘于陈宣帝得位不正，他有意让后主营建声名、培育势力以作为皇权的重要补充。太建十四年（582）后主即位前夕的陈叔陵之乱，深刻影响了后主一朝的政治走向，巩固皇权成为后主主政的中心议题。为此，后主安排东宫旧臣留任以护佑太子；对威胁皇位的长沙王陈叔坚心生猜忌，并将不信任感扩大至宣帝旧臣毛喜、高门代表蔡凝等人身上。后主委任东宫旧臣掌管宿卫营兵、出任中书舍人，完成对“国之政事”的控制。至德二年（584）以后，后主的决策方式转为在后宫与张贵妃共同决策，频繁参加内宴的“狎客”及“便佞亲幸”由此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太建年间东宫近侍群体则退出权力中枢。至德、祯明之际陈朝政治由士大夫政治转向凸显皇权专制的佞幸政治，是其灭亡的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