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旅游中国”:四十年旅游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

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旅游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将“旅游中国”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突破将“旅游”与“社会”视为两个独立并行领域的二元思维,可对中国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嵌交织的复杂图景展开更具整体性、整合性和历史深度的刻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旅游发展“黄金十年”的社会效应已远远溢出其经济产业属性：对内,旅游是体现人民主体性、创建和美家园、塑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旅游即社会生活,进而在中国多区域、多民族、多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通过构筑互动交流的旅游“融空间”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通过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旅游外交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在全球互动中推进文明互鉴,增进文化自信。旅游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话世界的重要舞台。     

伦理学基本范畴初探

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里说的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我国,早在易经中,就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用“文明”来说明社会状况。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于“文明”概念以科学的含义,用它来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重要著作中,把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区分为“蒙昧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野蛮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和“文明时期”。“文明时期”以商品经济的出现、阶     

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

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暴力的消减：文明进程中的人性升华——斯蒂芬·平克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平克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呈现一个暴力减少的过程,这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它表征着人类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心魔”的过程。暴力下降,是“国家的平靖”、“文明的过程”、“人道主义革命”、二战以来“长期和平”、武装冲突的节制化形成的“新和平”、“权利革命”的结果。平克以暴力下降为进步之尺度的低调历史观和“减少痛苦”的低调道德观,虽然缺乏激动人心、令人向往的理想主义色彩,却体现了现代“文明”之伟大的人道精神。文明,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人性升华过程。暴力下降之所以对于人类历史至关重要,在于其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一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人类文明进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初论文明史研究

文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着手研究较早,但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的研究刚刚起步,而对“文明”一词的定义也不能令人满意。其实,“文明”与“文化”一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明”比“文化”的含义更广,人类脱离了原始蒙昧时代,便开始了文明社会的历程,开始了文明的创造。文明史是历史,但不同于一般历史,文明史研究应该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完整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探讨和阐述与文明有关的问题,力求全面地总结人类历史上创造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揭示文明的起源、孕育和演进的规律     

三棱镜:说《西游记》旨趣的隐显多元

《西游记》凭借“玄奘取经”的真实历史故事作依托,重行讲述出另一个非现实的虚构故事。它就谐谑笑趣给人以愉悦式满足,由之软化着取经过程中本来载具的艰巨沉重,使其变成为一场“轻喜剧”,从而消解稀释了那目的的严肃崇高意义。可以说,在这种旨趣的背后,则缘因了某种玩世的意态。无论愤世嫉俗、嬉笑挥霍、遗世远想,都假游戏面目以现之。不过,从骨子里看,吴承恩仍然是入世且希冀用世者,一个正统儒生,故而要在笔下时时表露他的政治理想———这些恰恰都是现实社会中所不能实现的,也只能于小说里聊为抒发,故而最终凝结成作家自我的生命悲剧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独立性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占有什么地位?今天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与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实践向人们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课题,要求人们给以科学的回答。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并没有严格地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含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把二者通用的。即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古典与民间文学

在民间故事中,以结婚为内容的故事比较多,其中有被称为“难题求婚”型的故事。下面就以在中国各地流传的“难题求婚”型民间故事为例,谈谈中国古典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在被求婚或者求婚时,以解答对方提出的难题为内容的故事就叫做“难题求婚”型故事。我们可以以出难题者为中心,把这类故事分成A、B两种类型。A型是由姑娘之父或姑     

物质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兼与刘学经同志商榷

什么是文明?据《辞海》解释,“文明”—词多义。含义之一,“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而“文化”通常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明”含义之二,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含义,我们就不说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阿尔弗莱德·韦伯的"历史内在结构论"述评

阿尔弗莱德·韦伯以他的"历史内在结构论"在"文化形态学"领域独树一帜.按照他的理论,对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分析与考察应分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三个层面.社会过程是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外在显示,如同人的身体;文明过程是人类历史得以延续的动力,如同人的营养;文化过程是各历史体的本质属性,如同人的基因.文明过程和文化运动在"创造"或"发现"、普遍性和排他性、累积性和一次性、合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等四方面存在差异.阿尔弗莱德·韦伯的这一理论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化和文明的含义,克服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区域文明观,认真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建立全球史观,均具有启发意义.     

论社会自我意识与社会决策

<正>社会自我意识,是指社会作为主体对自己的本性、本质力量、需要等的认识,或者说对社会生活、活动等的反思或反观;社会决策,则是指社会以国家或政府的形式,给社会控制提供具体目的或目标,并提供活动的具体步骤、程序、计划或方案的活动.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关性,本文试就此问题陈述陋见,祈方家指正.一众所周知,目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它是主体实践活动的起点,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方式、方法和性质,并表现于实践活动过程和归宿.“行动如果没有目的就是无目的、无意义的行动.”①“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识服从这个目的.”②可见,目的是实践的一个内部规定和内控要素,没有目的就不成其为实践.就社会系统而言,社会自我控制都是通过社会里人的活动来实现并完成的.人的活动,在这里,一方面表现为人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要?     

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重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科学论断,正确理解这一重要思想,对于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本质反映,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社会文明主要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范畴,每一范畴各自包含其丰富的内容.社会的物质文明是指社会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状态.社会的精神文明是指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无论物质文明的发展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都是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进行的.作为“文明”内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在其运动过程中,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且其各自要素之间也是融为一体、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精神文明的发展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前提,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精神文明规定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创造手段,两者是互为目的的.两者的区分只在“物质”和“精神”的载体不同.物质文明建设是以“物”为对象,依靠人对物、对自然界实行改造;精神文明建设是以“人”为对象,引导人们对自己的主观     

中国文化传统的“旧邦新命”——中国文化传统现当代转化的理论自觉

儒家将修身之道与平天下之法融会贯通,言教不言养,由此形成了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从马克思“三形态说”的视角来看,儒家的平天下之道是传统社会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的产物,表征的是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儒家以“礼法”来平治天下,其社会目标是想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命、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以“资本”为标识的市场经济或工业文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其存在论特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转化从社会层面来讲就是从自然经济时代的教之道转化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教之道,为对抗“物的依赖性”提供精神文化支撑,从而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抽象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时代的“平天下”之道。     

《史记》与地方志——兼论《史记》的编写体例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一、方志刍型胚成于《史记》说任何科学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缘于社会需求的.并且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它是随着社会与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人类在有了对记事的需求下方志始能孕育而出.我国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锲木”、“刻陶”等作记号以记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奴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事社交活动空间频繁,这时再用甲骨文、金文的记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记事的需求,于是便发明诞生了文字,并且获得从由刻符号记事革新为刻字记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使用文字书册典籍记事存史的飞跃.《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     

孝道让夕阳更美好

提起孝道,不由使人想起古时“卧冰”、“哭竹”等感人肺腑的故事。孝,是人伦之大道,千百年来,已成为我国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的凝聚力。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又是现代家庭文明的必然要求,更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以粮为纲”的思想渊源及其评判

“以粮为纲”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农耕文明时代产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粮政”.由于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深彻转变“以粮为纲”的传统观念.     

《三国演义》是怎样塑造刘备形象的

《三国演义》基于“帝蜀寇魏”的指导思想 ,从“尊刘抑曹”出发 ,着力于刻画曹操的奸诈一面 ,不切实际地褒扬刘备的作为 ,隐其诡诈之行 ,并且有形或无形地给刘备以极大同情、给曹操以极大鄙视 ,使之最终形成忠与奸、美与丑、好与坏的尖锐对比 ,成功地完成了两个人物的艺术创造 ,从而所达到了它的社会和艺术效果。这不是历史上的真正的曹操和刘备。这样的形象是在文艺创作中逐渐演绎 ,并由《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著作最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