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词类活用浅议

在古代汉语里,词类活用是一种特殊用法,也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所以学习古代汉语,必须重视词类活用的问题。什么叫词类活用呢?郭锡良同志主编的《古代汉语》:“汉语词类划分,在上古就奠定了基础。实词可以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类。某个词属于某一词类,比较固定,各词类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成分也有一定的分工。比如名词经常作主语、宾语、定语,动词经常用作谓语……。但是在古代汉语里,某些诃可以按照一定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在句子中临时改变它的基本功能。例如《荀子·劝学》:‘假舟辑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句中的‘水’本是个名词,这里临时充当动词作谓语。……这就叫词类活用。”为了更全面更深刻理解词类活用的定义。要注意词类活用和词的本用的区别;词类活用和一词多义的区     

试论汉语词类划分标准

经过50年代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我国语法学界对汉语的词是可以分类这一点似已无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词类划分的问题都已解决。事实上,一俟涉及具体问题,探讨具体词类划分时,各家在词类划分标准上的分歧就显露出来。分类标准的分歧不仅严重影响词类本身的划分,而且使人们对汉语是否有狭义语法中的词类这个似乎早解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疑虑。而且,随着现代语言研究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汉语词的再分类问题     

“在十处所”的位置与动词的分类

受英语或其他印欧语的影响,一些外国留学生往往把“在十处所”放在动词后,造出下面的句子: 我和我的朋友经常玩儿在米兰。 他睡觉在床上。而且还“据理力争”:既然“我经常在米兰住”和“我经常住在米兰”都可以,为什么“经常玩在米兰”就不行呢?英语的Sleep和德语的schlafen翻译成汉语的“睡”和“睡觉’都可以,既然“他睡在床上”可以,为什么“他睡觉在床上”就不行?对这些问题,简单的一句“这是汉语的习惯用法”是不足以服人的。那么,“在十处所”用在动词前还是动词后是否有规律可循呢?很显然,“在十处所”的位置与动词有着十分密切的…     

“非谓形容词”质疑

赵元任先生曾指出:“只能修饰名词,不能做谓语的形容词,严格地说,没有”。这个观点代表了早一些时候汉语语法学界对于形容词的普遍认识。近年来的“非谓形容词”一说,引起了语法学界对形容词的重新认识。现在,几乎在所有涉及形容词的语法论述中,都接受了“非谓形容词”这个范畴。不过,笔者通过一些观察和分析,觉得提出“非谓形容词”这一范畴的立论和取证,尚有不少疑点,所以在此不揣浅陋,提出一些肤浅的见解,就教于语法学界的前辈和同行。1.根据汉语语法研究中普遍接受的观点,划分词类依据三条标准:句法功能、司法形态和抽象意义。一般在分析“非谓形容词”(以下简称“非谓”)时,也运用了这三条标准,我们也就先以这三条标准为     

略论《马氏文通》的起词

《马氏文通》①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完备的语法学著作，它的开创之功永不可磨灭。书中创立了一系列语法学术语，但另一方面要把握好这些术语也不易，有时仅仅依据马氏对这些术语的解释还不够，必须联系其举例全面考察，甚至还有举例与术语的解释相抵摇的地方。起词，就象大多数研究《马氏文通》的著作和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即生语，语词即谓语，大体上不错，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简单。一、什么是《文通》的起词《文通》正名章给起词所下的定义是：“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日起词。”又以“子说”句为例分析道：“‘说’者谁？‘子’也，‘子’…     

现代汉语中词类小类划分方法的研究与思考

本文围绕陆俭明、李临定、马庆株、张斌等先生在词类小类划分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肯定了小类划分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语法:语言符号之间的结构规律

关于语法的内涵和定义,中外语言学史和语法学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看法.西方传统语法学立足于形态的语法现不适合汉语,没有普遍意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纯化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但失之绝对.生成语法学和功能语法学的研究范围过大.我国语法学史上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大都不十分严密.我们赞同把语法看成语言符号之间的结构规律的观点.具体地说,语言符号只有语素和词两种,语法就是语素之间和词之间的结构规律.这一定义划清了语法和语音的界限,摆脱了两者的纠缠,使它们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以意义为基础的功能标准——汉语词类划分标准新探

由于汉语缺少形态,词类和句法成分也没有整齐的对应关系,所以形态标准和句法成分标准不适合汉语词类划分。"词汇/语法范畴"和"形态、意义、功能三结合"等多标准不合乎逻辑。意义标准适合各类词的典型成员,但不适合其非典型成员,无法贯彻到底。功能标准明确管用,只是无从入手,一开始就陷入了循环论证。以意义为基础的功能标准,首先按意义确定某一或某些词类的典型成员,继之以功能标准确定其他成员,避免了循环论证,是汉语词类划分的可行性标准。     

汉语语法意合特点说略

一自从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创立了汉语语法学,在近—个世纪的发展中,汉语语法学确实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斐然。但是另一方面,汉语语法学中的—些基本问题,如词类问题、主宾语问题、单复句问题等,至今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这究竟是为什么?当然原因很多,但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汉语语法有着区别于印欧系语言的根本特点,有着“不同于《马氏文通》以来几乎全部汉语语法学者建立起来的语法系统(这些系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论古汉语同义词的构组

构组是进行同义词辨释的前提与基础。按照“一义相同”的同义词观构组 ,要解决标准、对象、识同这三个问题。构组的标准要达到四项 :系统性、多层次性、共用性、区别性。构组的对象及其选取原则是 :以文言书面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为主体 ,以单音节的单词为主 ,必须同词类、同词性 ,必须以文化义为重点 ,不同类的同义词有不同的识同方法。对理性意义相同而附加意义有别的异称词 ,可围绕异名别称 ,用“同一概念”和“同一对象”两种识同法。对理性意义有同中之异的一般同义词 ,可用“浑言通义”识同法。此外 ,对古汉语同义词来说 ,还可以而且必须结合文献训诂材料识同法 ,即利用“通同义”、互训、同训、文献训诂材料证其同 ;“古人替换使用”识同法 ,即考察古代文献中表现同一事物的同义词的使用情况以识其同。     

试论佛教“差别”一词的哲学意义

佛教“差别”一词,涉及佛教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如果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许应该讨论“差别”中包含的佛教哲学问题。 (一)“差别”一词的表现形式“差别”一词的应用范围,从地理区域上说,既有中国的,又有外国的;从民族语言上说,分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佛教专用语。黑格尔在《逻辑学》著作中,曾经反复论述“差别”一词的哲学意义。他认为,“区别一般已经是自在的矛盾”,因为区别既有统一,又有分离;没有统一就不是矛盾,它只是区别或差别(参看《大逻辑》第220页)。他的意思是说,要严格划分矛盾统一的差别性以及     

汉语语法研究的方向问题

“突破”成了现在我国语法学界最流行的一个词儿,这反映了广大语法工作者不满足于现行语法体系而要探寻新路的强烈愿望。去年徐通锵、叶蜚声在总结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之后指出:“汉语的分析正在孕育着新的路子,准备向语言的深层进军。”但是,“语言的深层”是什么?应该往哪个方向突破?这个关于语法研究方向的大问题就整个语法学界来说似乎还比较朦胧,因此应该成为目前着重研究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希望能引起讨论。突破和继承有的人一提“突破”,就非得和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彻底决裂”不可,似乎把过去的东西否定得越多,“突破”得就越大,“路子”也就越新。这不是一种科学态度。     

永恒之作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一、什么是作品的灵魂?近些年,探讨什么是文学经典作品,怎样才能成为经典不朽之作的文章和研究多了起来,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当人们从多方面去探究和总结究竟有些什么重要因素与元件构成,在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大小与生死寿限时,千万不要忘记说来说去,一个作品究竟是生是死,是生气勃勃前程远大,还是萎靡不振恹恹欲绝,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这个作品有无灵魂,自身是否强健,像人一样,有灵魂人才能活,无灵魂人必然就死,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他说的是人之精神灵魂活着,人就虽死犹生;人若…     

《老残游记》新论

<正> 自刘鹗(1857--1909) 的《老残游记》问世以来,有人以“谴责小说”目之,有人以“反动小说”批之。《老残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对《老残游记》所作的自我说明。他在《自叙》中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哭泣分两类:一为“无力类”;一为“有力类”。“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他说,他的《老残游记》则是后一种“有力类”哭泣:“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这一说明,应该说是符合《老残游记》的实际的。那么,刘鹗又是为着什么而“哭泣”呢?     

论唯物辩证法的定义和职能

最近几年,苏联正在陆续出版三部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多卷本著作。一部是以Φ.康斯坦丁诺夫为首的写作集体编著的,书名为《唯物辩证法》,共5卷;另一部是由M.米丁主持编写的,书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共8卷:第三部是由Л.伊利切夫主编的,书名为《唯物辩证法是发展的一般理论》,共4卷。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对象、结构和叙述方法等问题,苏联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哲学家根据恩格斯给唯物辩证法下的一个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39页),认为唯物辩证法论述的是有关实在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其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对物质概念的分析。这种观点被称为“本体论主义”,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和米丁主编的两部多卷本唯物辩证法专著都属于这一派。另一部分哲学家根据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另一个定义:“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3页),主张从认识论方面说明哲学的对象。这种观点被称作“认识论主义”,以Б.凯德洛夫、П.科普宁、З.伊里因科夫等为代表。其他许多哲学家站在较为折衷的立场上持综合的观点。伊利切夫主编的4卷本专著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这部专著根据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定义: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认为只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辩证法的所有其他方面和特点就都可以正确理解和认识。本文作者阿列克谢耶夫是米丁主持的编写集体的成员,但他不同意把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认为这个定义是不够完善的,在本文中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定义。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职能问题,他也不同意那种有多少组成部分就有多少职能的观点,认为唯物辩证法只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两种职能。     

熊彼特的论断是正确的吗?

J.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出版已经40年了,经过这样长时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验证,他的论断究竟是否正确?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先不说熊彼特写文章的风格常常富于挑衅色彩,我们首先看他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前途的论断。他在该书中写道:“资本主义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呢?否,我不相信它能够生存下去。”不过在这种斩钉截铁的词句下面,他打了埋伏。他说,至少在短期内(在论断这类问题时,一百年也算得上是短期),“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能够适应环境生存下去,     

中西文化的一次剧烈冲突——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18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就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争论,内容有:1.中文怎么翻译基督教信仰的神(Deus或God),教会是否可以引用中国古典书籍的术语“上帝”或“天”来代替?2.尊孔祭祖是否要受到谴责。基督教徒是否被禁止实践;或它们没有什么宗教意义,至少与基督教信仰没有矛盾。而应得到宽容?3.基督教徒是否被允许参加崇拜非基督教的神祗的公共节日活动;是否可以为基督教徒的非基督徒的祖先的灵魂作弥撒;教士对妇女举行宗教礼仪时,是否可以免去那些冒犯中国     

关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界说

在人的思维活动中,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它们的本质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凡思维都是以感性认识为中介对事物概括的、间接的认识。它以量度为标志,而量度是离不开对事物的相似属性的抽象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一下“形象思维”一词的来源。 我们知道,法捷耶夫是最早直接使用 “形象思维”这一术语的,他说:“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艺术家传达现象的本质不是通过具体现象的抽象,而是通过对直接存在的具体展示和描绘。”①别林斯基是另一位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说“哲学家以三…     

简论“英国式道路”

关于农业中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道路问题,学术界看法不一致。一种认为,所有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道路都可以概括为两条: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①;另一种认为,除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道路可以区分为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②。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有没有一条英国式道路,如果有,英国式道路是否有典型意义?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点初步看法。 一、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两条道路”的理论 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化道路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1907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调查的先驱陈翰笙——读《陈翰笙文集》中的十三篇农村调查报告

陈翰笙同志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新近出版的《陈翰笙文集》将他早期的农村社会调查共十三篇列于全书之首。这些调查尽管是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但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极大的启发,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成果。在具体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很难分清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界限。事实上,广义经济学的调查就是社会学调查,因为其方法首先是社会学的,调查的对象也总是作为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现象)的社会事实。陈翰老的农村调查究竟有什么特点?对现在的社会学工作者的现实社会调查又有什么启发呢?如果把陈翰老的调查同当时其他学者所作的调查相比,就会发现这么几个特点:(1)陈翰老的调查是极为明确的“问题导向”的研究,不是简单地罗列中国社会的现状,而是竭力去说明种种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现代中国的士地问题”,“中国农民的赋税问题”等。就是这样陈翰老的“问题导向”的研究还不局限于此,他更深化、前进了一步,就是以中国革命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调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