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为主导的宋代民族社会控制研究

两宋时期，民族分布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宋中央政府根据时势之变迁，以法律为主导，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实现了对民族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其中包括蕃法调控和汉法调控两个体系，对宋、辽、夏、金、元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及促进民族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宋后期惩治西北蕃部违法犯罪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宋后期,政府加强对西北的经营和防务。法律上,针对西北蕃部叛逃盗窃、私市私贩等违法犯罪行为,宋廷在加大"汉法"惩治力度的同时,又从西北边地社会稳定和"联蕃制夏"的国家军政战略出发,因地而宜,从轻处罚,反映了宋代民族边区法制与国情相结合、与边地民族政策相结合的鲜明时代特征。     

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

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历经顺治、康熙时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时期的蒙藏分治,由间接、松散式的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过变革地方行政建制,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实行千百户制度,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是清中央对甘青藏区的统治逐步强化和深化的结果,对维护甘青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熙河之役原因初探

北宋王朝在神宗以前一直对河西、河湟吐蕃诸部采取笼络、联盟之策,以期达到“联蕃抗夏”的目的。然而,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宋朝却对河陇吐蕃诸部发动了一场民族征服战争——熙河之役。之后,宋朝控制了原来古渭以西的“化外”之地,在熙、河、洮、岷、宕六州之地设置郡县,史称熙河开边。从而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 ,总的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 ,结果不仅使明朝丧失了统一西域的良机 ,而且也加重了河西防务的压力。但在甘青藏区的治理 ,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有效地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 ,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     

国家权威阴影之下的宗教权威——以甘青藏区纠纷调解为例

甘青藏区基层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国家权威,而且还有宗教权威,这两个权威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国家权威为主导、活佛等宗教权威人士参与作为藏区群体性纠纷调解的基本模式,单一的国家权威或者宗教人士权威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宗教权威应该在国家权威阴影之下调解纠纷,这是维持甘青藏区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理性模式。     

宋夏沿边蕃部生存环境研究

宋县沿边蕃部生存的河湟、陇右地区既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之处,又是宋夏两国缓冲地带,宋朝抚御蕃部,以固沿边藩篱,而西夏争夺蕃部,作为巩固边防,进攻宋朝的前沿阵地。这种过渡性的生存环境影响着蕃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北宋西北蕃官略论

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汉唐羁縻制度在蕃部地区的应用。宋初，西北地区就有蕃官出现，蕃官的分布呈现出随宋夏斗争区域的转移而变迁的时空分布特点。伴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蕃官制度逐渐完善。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宋夏矛盾的产物，是北宋“以夷制夷”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北宋社会淡化处理蕃部民族特征的态度也是蕃官队伍不断扩大及蕃官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     

藏族赔命价习惯与刑事法律的冲突及立法对策

在新形势下 ,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藏区赔命价这一特殊社会现象 ,已成为司法界、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就藏族赔命价习惯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的冲突和加强地方立法方面作了探讨 ,旨在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正确实施和民族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办教育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国抗战的领导中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边区的民办教育。它从群众的需要和自觉自愿原则出发，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走群众路线，提出了“民办公助”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民办教育，有力地促进了边区文教统一战线的形成，边区的民办教育成为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头戏。     

问题与对策: 甘青川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简

甘青川藏区地处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的交接地带,是国家重点帮扶的民族贫困区之一。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甘青川藏区需要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尽管“上天恩赐”的自然资源和“后天帮扶”的国家政策为甘青川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前进路上仍然面临诸多难题亟待解决。甘青川藏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切实领会中央文件精神,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立足区域发展实景、敢于直面棘手问题,坚持走符合区域实际、体现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     

《南诏德化碑》立碑目的试探

《南诏德化杯》立碑目的是南诏史研究尤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讨论南诏人当时为何要立此碑,应重视此碑所记内容。分析碑文,可以看出所谓南诏立此碑是为了向唐表明背唐投蕃是迫不得已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从碑文所记来看,立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的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研究——以甘肃省S县为例

基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居民的参保意愿,以甘肃省S县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等方式,从农民期望的养老方式,缴费档次,养老金保障作用的发挥以及对政策的认知程度等方面对S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过程中农村居民的参保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得出,除了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农民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度和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从政府层面出发,设立有效的缴费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各项法律法规,调动农民的参保热情,提高农民的参保意愿,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得以持续有效地推进。     

王韶《平戎策》及其经略熙河

北宋神宗时期，王韶主持的经略熙河，对招抚吐蕃诸部，开发和稳固　我国西部边防，促进甘肃及青海地区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　及畅通丝绸之路，加强各民族团结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熙河之役运用历史唯　物主　义的方法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还其史事的本来面目，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和藏民族及王　安石变法运动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天帝名号之变迁及帝舜与织女之天伦考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即我国原始社会末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是古代传说中的全神“三皇”和半神半人的“五帝”。夏至周，是帝与王分辨的过渡阶段。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自认为他“德兼三皇，功高五帝”，遂自命为“秦始皇帝”。西汉以降的皇帝，自命为天子。三皇五帝经历了由兴盛至衰亡的过程。经考证研究，“天帝”就是虞舜，织女是天帝舜的孙女。     

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确立“广行招谕”的治藏政策,先在甘青藏区用兵,以此为立足点,继而广泛招抚藏传佛教各派高僧来朝输诚,同时派遣使者招谕吐蕃各部,尤其重视已归附的藏区首领、内地的佛教高僧参与入藏招抚。对前来归顺的藏族各部僧俗首领,视其原职务地位高低予以相应的封授。上述治藏方策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大于实际管理意义,但也存在着与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不相吻合的憾缺。     

“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

＂河湟＂这一地理概念,大致经历了汉代构建时期、唐代扩展时期和宋代以后复原时期三个阶段。汉代,随着中原王朝疆土西拓,＂河湟＂表述得以构建,但早期＂河湟＂内涵并不清晰;唐代,由于＂河湟＂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的变化,＂河湟＂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其内涵更加的抽象化,指代的地域范围也更加的泛化和模糊;宋代以后,随着＂河湟＂边防地位的下降,其内涵也趋于向本体回归,最终成为今青海、甘肃两省黄河与湟水交汇区域的普遍代称。     

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一支之后裔,因故逃归塞外之后,与迁居匈奴故地的鲜卑混居杂处而形成的一个新族体。其族称＂铁弗＂始于刘虎,源于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史书中有时称其为＂乌丸（桓）＂,是因拓跋魏将诸方杂人来附者谓之＂乌丸＂,至于与屠各之关系则是刘渊族源的衍生问题。夏政权灭亡之后,铁弗匈奴流散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归入北魏;二是融入吐谷浑;三是继续保持＂刘＂姓活动在朔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