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呂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正> 一不是杂家是新道家《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列为“杂家”是很不恰当的。首先,“杂家”这个名称就不太恰当,既“杂”何以成一家之学呢?这是早已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其次,从诸子百家的发展来看,“杂家”之名也不确切。本来,从春秋到战国的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一个人就是一家,正如《墨子·尚同下》所曾说过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因而“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庄子·天下篇》根据相同的理解,因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所以有“百家之学”的说法。《荀子·非十二子篇》列举六种邪说,非难了十二个人,     

法物钩沉——读《老子》断想之一

<正> 一遍查《经》部与《子》籍,不见“法物”一词;而“法令”一词,则在《管子》、《孙子》、《墨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六书皆有之。尤应注意者,《韩非·解老》,亦无“法物”二字,而“法令”凡两见。由此足证,“法物”一词非先秦所本有,而《老子》古本,亦当作“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谓“法物滋彰”云云,定系晚出。二“法令滋彰”一语,在一九七三年底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来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上,均作“法物滋彰”;经高亨、池曦朝考定,甲本写于刘邦称帝以前,乙本写于     

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

<正> 《晏子春秋》汉司马迁、王充认为是晏婴所撰,隋、唐书《经籍志》亦题作者为晏婴。唐柳宗元则认为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引起人们对其学派归属、成书年代及作者问题的争论,至今未能解决。我认为,《晏》的作者当是战国中期齐之稷下先生淳于髡。谨考说如下。一、《晏》成书在战国中期     

墨子“尚贤”学说所反映的时代

一、墨子“尚贤”和老子的“不尚贤”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学说,应当不仅指当时贵族阶级内部的选贤举能,而且也是从下层的劳动人民中间选拔贤能之士。《墨子·尚贤上》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有众贤而已。所谓“贤良之士众”,是他认为不仅有一二个而已,还应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国家才能够安治。贤良之士的来源,《墨子·尚贤上》说: 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辞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所谓“国之富贵人”,当然是指贵族。他们退而私议:现在举贤的办法是“不辟(即‘避’字)贫贱”。可知被认为贤良的人中间是有下层贫贱之人。     

墨子姓氏及其他——关于墨子研究的几点看法

汉学家色雷士·李称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美籍华人学者李绍崑在其著作《墨子:伟大的教育家》一书中说墨子“他的生辰不祥,国籍和出生地也不确定,”此乃实情,决非泛泛之论。今偶读水渭松先生之《墨子导读》一书,见“墨子姓墨氏已毋庸置疑”及“墨子名‘马’还是名‘翟’的问题,实在是很清楚的”云云,颇有异议,遂作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墨子尚贤观的内容及影响

墨子的“尚贤”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墨子设想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他关于人才学的专论。我们今天研究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分析墨子“尚贤”思想中体现的人才观。一、墨子尚贤观的主要内容墨子认为以前的所谓“举贤”、“明贤”不是真正的“尚贤使能”，他说：“今天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墨子·尚贤》）王公大人们的“举贤”只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墨子明确地认识到，王公大…     

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墨于是哪里人氏?历来有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鲁国人。《吕氏春秋》中的《当染》和《慎大》两篇,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这里说的“鲁人”,据孙诒让在《墨子传略》中考证,是指鲁国人。二是宋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墨翟宋之大夫”,墨子在宋国的活动较多,著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见于多种古籍,于是一些人就认为墨子是宋国人。三是鲁阳人。毕沅在《墨子注》中,根据《墨子·公输》篇的记事,认为墨子是鲁阳人,因为鲁阳当时属楚,所以墨子也就是楚国人。可是从一些反映     

后期墨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正> 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儒墨显学的对立。墨家作为儒学的第一个批判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墨子死后,“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有相里氏之墨、相(祖)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史称后期墨家,活动于战国中后期。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墨子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内容,扬弃了他的“天志”、“明鬼”等唯心主义观点,形成了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体     

“个体劳动则要求私有制”说的误谬和危害——私有制、阶级的起源研究(之三)

<正>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论述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时概括地说:“共同劳动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个体劳动则要求私有制”(见该书修订第三版,中译本上第16页)。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实际资料与这两句话相对照,认为前一句是正确的,后一句则值得商榷。然而,自上述苏联《教科书》以权威著作的地位传到中国后(第一     

“请”宇异释

《墨子·公输》“吾请无攻宋矣”之“请”,注家多释为表敬副词,但如此诠释,似与楚王口吻不合。墨子是为制止楚国攻打宋国而见楚王的,楚王在不得已而接受了墨子的劝谏后,是没有必要向墨子说“请允许我不攻打宋国”这种话的。洪子兴同志基于这种认识,认为“请”是动词,“可简释为‘同意’”,(见《语文学习》八二年第三期《〈公输〉疑难词句试释》下),但仅以《康熙字典》引《类编》“请,受言也”之孤证来证明,也难以令人置信。窃以为“请”通“诚”,情态副词,意思是确实、真的。     

论墨子的救世精神与“摹物论言”之学

<正> 在战国时代,儒墨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吕氏春秋》多次以孔墨并称,如云:“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当染》)“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不侵》)“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顺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有度》)古代谚语又有“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之说。这     

由“句吴”说到干国的历史与族属

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

<正> 秦代经学是原始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及其后经学有重大影响,理应认真研究。然而,人们往往拘泥于所谓“焚书坑儒”,认为经学中断于秦代,从而阻碍了对秦代经学的研究。因此,今天有必要破除秦代无经学的成见。一秦人的经学撰述固已荡然无存,但史籍记载表明秦代经学并未中断。(一)经学的研习传授。秦皇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在先秦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习者。“悉召”“甚众”说明文学之士为数多而来路广。又,“始皇置     

张澜的义利观及其启示

张澜的义利观及其启示张利源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张澜有“感于国家之阽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１］，撰著《说仁·说义》二篇，在《说义》中详细阐述了义、利的内涵、外延以及树立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后，他撰写《墨子贵义》，对义、利的含义以...     

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墨子、兼爱下”),这是墨子表示他“以理服人”的辩论态度。这种精神贯彻整个“墨辩”,规定了墨家对于逻辑的看法;也影响了战国辩说的作风,尤其是荀子。墨子主张兼爱——“兼相爱,交相利”,以为这样就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君能这样做、称为“兼君”,士能这样做、称为“兼士”。反之,不能兼相爱、交相利,则称之为“别君”“别士”。一句话说,墨子是以“兼”与“别”对立;誉“兼”而非“别”。且引他两段话:     

墨子故里滕州说质疑

近读张知寒先生《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一文后,觉着张先生墨子里籍在滕州的新论,立论勉强,证据不足,多为牵强附会之说,故愿与张先生略作商榷。 张先生在《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作了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目夷”这个地方就在今山东滕州境内,因而墨子是滕州人。 张先生认为,宋襄公兄之长子(即司马子鱼)因封在目夷这个地方,就以地为姓,改为目夷氏。后目夷演变为墨胎,墨胎省为墨氏。这个目夷就在春秋时的小邾国,小邾国就在滕州境。因为墨子与目夷子同姓,所以墨子就是宋公子目夷之后。那么目夷这个地方在滕州何处?张先生说滕州有个“木石”镇,这个“木石”就是“目夷”二字之讹,故墨子就是滕     

谈谈《墨经》的研究

<正> 《墨子》一书,尤其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4篇乃中国以及世界科学之瑰宝,人类之光辉,但因其文字之深奥以及有关数学、力学各方面成就之难于通晓,以致两千年来沉埋无治理者,原文凌乱失误处多,不能卒读。所以高亨教授在《墨经校诠》自序中说,“墨经自汉代以来就没人重视,没人钻研,没     

包拯诗“仓充”句释义

近读朱世英、高兴《古人笔下的安徽胜迹》一书,见合肥条下附有包拯诗并注,对“仓充鼠雀喜”句释义仍觉不妥,浅见如下: 朱世英、高兴注云:“鼠雀:代指盗贼。句谓仓库充实、货物丰盈,盗贼便会乘机活动。”按照这样的解释,仓库充实、货物丰盈,竟成了盗贼活动的导因;那么倒过来就会得出仓库空虚、货物匮乏,反而能使社会安定的结论。因此,这样的释义不当。     

杜国庠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贡献

<正> 杜国庠(1889—1961)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对先秦诸子,能发前人所未发,成就斐然,其中对墨、荀两家研究尤为独到.一《墨子》一书是中国古代较之百家是最为科学的巨著,清代孙诒让《墨子问诂》出,揭开了《墨子》研究的新叶.然而,迄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墨子》的研究,尚多停留于外围问题的考释上,如《墨子》成书的年代、谁是《墨子》的作者、书中文字校订、诠释训诂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无益处,但是,这种研究成果毕竟是初级产品.杜国庠关于《墨子》的研究则走出了初级研究的范篱,升其堂入其室,将《墨子》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研究不但在方法论上高于前人,而且,用科学的认识论检识了《墨子》.《墨子》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的成就在先秦百     

墨家何以名墨

<正> 九流十家,家各有名。其名何义?除墨家外,大都有了定说。“墨”义为何?前人也曾有所探讨,如诋毁说,就受到人们的重视。主此说的可以刘节氏为代表,在《辨儒墨》(见所著《古史考存》)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墨”不是好词,既是一种刑名,为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之一,又是“贪以败官”之义的表现,而且它还表示丧服,古代对刑徒就叫做“墨者”。像这样一个坏词,决没有人会把它用做自家学派的名称,这是仇家诋毁之词。即如墨子之名翟,翟与狄同为一字,也有诬蔑之意。说到仇家,儒墨互相攻讦,孟轲以墨为无父,甚至詈为禽兽。所以这“墨”之称,翟之名,都是儒家所加的诋毁之词。至于何以《墨子》书中又自称墨者?这是由于该书为战国时人所转述,当时称之为墨的情况已经普遍,其后学也就接受下来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