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1940年代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19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术自觉品格。这表现为研究队伍的学院化,研究方式的立体化,研究态势的学科化,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分流性,研究与建设的融合性。此一阶段的俗文学研究为中国俗文学学科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论1940年代初期解放区作家的自审意识

1940年代初期,因客观环境的变化,一些解放区作家以自己此前的实践为基础,更多地面向自我、关注自我,自觉地对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阶层作出了严肃的反省、审视,表现出了较为鲜明的自审意识。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令他们自己感到不满和愧疚的"可耻的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不但"无用",甚至还有"负面作用";其精神缺点主要包括个人主义、不切实际、意志脆弱、空虚无聊等;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他们自审时所表现出的这一基本倾向,与当时解放区的主流观点差异较大,但与解放区后期文学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知倒表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这种现象的存在,从一个方面显现出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七联处”与1940年代的教科书发行

1943年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的成立,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变。作为专门从事部编教科书发行的民间机构,七联处的成立不但使战时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有所缓解,而且也为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推行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同时还满足了一批政府要员将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巨额利润纳入自己囊中的私欲。七联处发行体制在抗战胜利后所面临的困境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其在1947年的终结与部编教科书版权的开放。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多种经营思想的形成

多种经营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多种经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多种经营并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经营思想,为以后多种经营和多种经营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

基于对中国革命的阶段的正确认识,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不怕资本主义的论断;而站在文明发展的高度,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为了更好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学习资本主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认为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回顾

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是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探索的马克思主义新课题.在我党80年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正确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邓小平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形成了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我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

本文以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或宣言,以及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这一时期的论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渐进过程和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认为中外资产阶级没有区别,到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初步发展及其特点,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对革命的基本态度,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等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发展

在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出发点。     

费正清在哈佛: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

费正清的学术经历是美国现代东亚研究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又与费正清在哈佛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从 2 0年代末开始 ,费正清始致力于东亚学的研究 ,重点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 ;其后 ,他把哈佛作为东亚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基地 ,培养有志于研究东亚问题的年轻学者 ,并把中美关系当做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在哈佛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奠定了东亚学在美国的学术地位 ,加速了东亚学在哈佛乃至在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认识的演变过程

所有制问题是经济体制系统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区别人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首要标志。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以及之后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深化认识和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有重要意义。     

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理性地、客观地认识党的先进性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为此 ,应以辩证的、历史的思想方法 ,客观地认识决定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要因素以及判断共产党先进性的主要标准     

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演进及其启示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千方百计增进农民福祉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其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它对当前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独特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对"党派"认识的三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对党派的排斥、不信任到部分肯定,从对其中间党派的称呼到改称民主党派,从对其政治作用的肯定到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共对党派的认识轨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演变,这一演变实质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认识完成了三次飞跃.这反映出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