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在利用黄庭坚《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对黄庭坚的编年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

本文是对钱钟书先生于《山谷诗》任、史二注所作的补注的读解。钱先生根据“阐释之循环”的原则 ,来读《山谷诗》任、史二注 ,发现了其许多长处 ,也发现了其许多疏失。     

以诗证史——从一篇短文论柴德赓的治学风格

本文将柴德赓刊于《新华日报》1961年6月11日“新华副刊”上的一篇短文《天堂苏杭说的由来》,与其《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的论文进行对比分析,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论及柴德赓学术生涯中鲜明的“以诗证史”风格,认为20世纪以来,在刘师培、陈寅恪、邓之诚等大师之后,包括柴德赓在内的一批史家,也都在“以诗证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论苏诗林子仁注

作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成员之一,早期的苏轼诗注释者林子仁以诗人的眼光对苏诗的活用典故的创作方法作了全面分析,总结了苏诗的一些创作特征:苏轼用典有暗用、借用、合用、展用、化用等方法,在前人语意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力,推陈出新,富于变化.林子仁作为一位重要诗人,亦不忽视“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针对苏轼好发议论的特点,详细深入地考证、补充了苏诗所涉及的时事.此外,林子仁对赵次公、李厚等旧注中的错误也作了详尽的辨析.林子仁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稼轩词中的《世说新语》典

在辛弃疾的词作中,大量用典,经、史、子、集信手拈来,就《世说新语》一部书来说,620多首词中有94首词含有《世说新语》典,总共用了117条,内容涉及《世说新语》许多方面,诸如任诞、简傲、言语、排调、识鉴等等。运用《世说新语》典故所包含的词人的情感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对国事的不能忘怀,对友朋离别的伤感,自己抑郁不得志的感慨等等,辛弃疾大量用典,这当然反映词人知识的广博,同时也反映词人的遭遇和心理情感,以及与宋代诗坛使事用典,＂无一字无来处＂也是息息相关的。从《世说新语》典角度考察稼轩词对我们理解辛弃疾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帮助。     

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解析

曹操作为建安文坛和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其文学成就被后世所认可。然钟嵘《诗品》却将其列为下品,引发后代诗评家的许多争论。本文认为钟嵘在"风力"与"丹采"二者之中更重视后者,曹操诗却不符合这一标准;钟嵘评诗"止乎五言",而曹操诗歌成就主要在四言诗;曹操五言诗均属乐府诗,尚属"汉音",不是钟嵘关注的文人五言徒诗;后代对曹操的接受是一种非纯文学的接受,曹操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从事文学创作,其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政事所掩,这也是其文学家身份并不为钟嵘所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后代对曹操诗的等级品评有非议的属于少数,从而也反证钟嵘的品评在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眼里是受到认可的。     

论《鲁诗》形成渊源及其特色

依据三家《诗》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三个部分全面探讨《鲁诗》在先秦时期的形成渊源及其特色:一、通过《毛诗》、《鲁诗》与《左传》中的“引诗”相对照,说明《鲁诗》最接近先秦诗义古貌;二、从《鲁诗》诗说本身的特色,揭示班固“鲁最为近之”之说;三、从仅有的保留材料中,分析《鲁诗》诗篇、诗句存在的原始状态。     

刘勰与钟嵘论"奇"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多次用到"奇"这一术语,但两人所论之"奇"的内涵有很大区别,他们对"奇"所持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折射出两人论文指导思想和著述目的的差别。     

俞玚《文选》评点探析

俞玚的《文选》评点保存于后人传抄的《文选》评本中,其中以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昭明文选》60卷所录最为真实可信,较能反映俞氏评《选》原貌。俞玚评点的最大特色是以"法"析《选》,他关于章法、句法、接法的讨论,反映出提倡秦汉文章的复古态度及对官方倡导的清真雅正文风的认同与附和。通过俞玚《文选》评点,我们能更感性地认识到文学批评与时代风气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