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诗的“雅化”及其前景

从古代汉诗的发展路径来看,一种样式能不能最终达到高峰水平,取决于能否走出初创时期的相对粗糙,逐步实现自身“升级”。诗歌不管涉及何种题材,往往都不停留于原生状态或世俗水平的逼真表现,从内涵到形式都是最为倾向于“雅化”的文学样式,“雅化”因而成为汉诗“升级”的必然选择。抒情为主的艺术与叙事为主的艺术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关系,这种非“同质”关系,决定了所谓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由小说、影视艺术等取代诗歌为不可能的假想,信息化时代为诗歌艺术创造了重要机遇。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杨亿：从“盛世符瑞”到西昆诗人

杨亿是宋初著名诗人,他作为“盛世符瑞”出现在北宋历史上。不同于一般的“神童”,杨亿把握住历史机遇．用自己的“神童”传奇资源和文学影响力,开创了大宋王朝新的文学时代。杨亿和他的馆阁同事们倡导的“西昆体”诗歌样式,迅速风靡了当时的大宋文坛,成为大宋王朝自己第一个流行文学样式．“两昆体”诗风的形成,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体现了统一王朝的文化需求。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论"开明派"的"真诚"文学观

20世纪20年代,出于对文学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解,也出于对时代特征和时代任务的把握,开明派作家提出了“真诚”的文学观念。它修正了文学研究会“再现”说和创造社“表现”说各自的理论偏执,既体现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符合启蒙时代的社会吁求,也更能揭示文学的本体意义,从而实现了文学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这种文学观念的独特内涵和价值在于,它从“立人”的角度,揭示了文学从作者到作品、从题材到风格、从创作到批评的内在关联和核心要素。     

浅论诗歌的时代精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作为时代的镜子的文艺样式之一的诗歌,应该反映出时代精神来。努力反映时代精神,这是一切进步的、人民的诗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所谓时代精神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群众中所普遍具有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与趋势、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状态与社会情绪。它是社会与人民意志、愿望、理想、要求的体现。诗的时代精神是     

"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论"五四"日记体小说的叙述方式

日记体小说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并在“五四”前后形成一股创作热潮。“五四”日记体小说作为“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具有独特的叙述方式:它的叙述主体是“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提供了反理性、反常规的审视角度;它以人物的情绪脉络为结构,是“片断中倾吐的心灵絮语”;它的叙述时间是“此在中体验的进行时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生活;它以“封闭中内省的我———我自诉”为聚焦方式,给予隐秘灵魂最深切的观照。     

"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爱默生文艺思想研究——以《日晷》为例

作为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的宗旨是宣传超验主义者关于社会进步与改革的新思想。爱默生坚信社会改造必始于个人改进，而增进个人道德和自我教化的途径则在于文学。他主张拓宽文学题材，创建新的文学样式，丰富其表现手法，使文学作品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塑造其国民性。同时，他还倡导“天才说”，主张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是性灵受到激荡的“即席之作”，诗人应当大胆抒写自我，追求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表达，而诗歌艺术性方面的瑕疵则可以忽略。《日晷》的编选，正体现了爱默生的文艺思想，也预言了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方向。     

"双性同体":唐宋词女性化文学品格的另一种阐释

相比于唐宋诗,唐宋词的独特审美价值就在于其“女性化”的文学品格。借助于西方“双性同体”理论,这一文学品格的形成原因及其审美价值都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首先,男性个体对女性人格的潜在认同,即“阿尼玛”的释放是唐宋词人“男子而作闺音”的内在心理动因;其次,寄托比兴的文学传统又为这一情绪的释放提供了合适的“伪装”;最后,由“双性同体”带来的性别融合成就了唐宋词人的文学创造力,使词获得了与诗歌并辔同驱的文学地位。     

试探世纪之交新诗走向

诗歌 ,这种长于抒情的文学样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 ,从“蒹葭苍苍”到“飞流直下三千尺” ,从“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到“大堰河 ,我的保姆”。它成为我国文化精粹的主要标志。而“五四”以来的新诗 ,是我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分野 ,它在二十世纪初 ,在东西方文化相交汇的背景下诞生 ,此后 ,从胡适到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何其芳到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到北岛、舒婷、梁小斌到骆耕野、韩东、伊蕾、雪迪、车前子 ,各个不同时期都涌现出众多优秀诗人和大量优秀诗作 ,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了崭新时代社会的精…     

中国现代诗歌的兴起发展和外国诗歌刺激与影响之关系(下)

<正> 三 外国文学和诗歌对“五四”以来的诗歌的主要影响,集中地体现在求新,创新的“新”字上。各种诗歌流派的输入,这是现代诗歌史上的新事物之一。“五四”新诗在后来的发展中,人们以为其成就和其它文学样式相比较,显得颇有逊色,但就文学的流派来说,却没有象诗歌那样明显的了,几乎外国曾有的流派,我们也都有过,或者有过相似的流     

论近代诗歌情感线索的变化及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的解体

近代诗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民族感情的记录,它有着独特的情感线索。近代诗歌总体的情感特征是“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情感形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忧”为特点的“悲伤”形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泪”为特点的“悲怆”形态;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血”为特点的“悲壮”形态。这三种情感形态一步步发展,使得近代诗歌感情表达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后形成对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追求的情感模式的突破。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由此走向解体。     

什么诗歌?谁的社会?——对"诗歌与社会"问题的几点困惑

编者按:"汶川地震诗歌"写作所凸显的文学面对灾难、直面社会现实、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涉及的正是当代文学传统中是否应该表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等文学正统、文学规范以及如何表现的本质问题,而中国现代诗论中对诗歌"社会意义"的强调又经常与对"艺术追求"的阐述形成二元对立关系.     

孔子“诗论”的情感性

孔子重视对诗歌的情感性的探讨,他的“兴、观、群、怨”说提示了诗歌情感表现的特质,他的“无邪”说概括了诗歌情感表现的根本原则,他的“兴于诗”的看法强调了诗歌培养情感的社会功能。     

从"汶川地震诗歌"谈文学的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

近年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草根写作"、"地震诗歌"、"灾难文学"这样的文学名词逐渐从社会现实(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关注层面引渡至文学表现的层面而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话题和批评热点.这些话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论,确实强化了近十几年来在政治情结淡出、商业大潮渗透之下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时代使命,使"文章合为时/为事而著"的经典命题被重新加载进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其中,尤以"汶川地震诗歌"最为典型,在这场诗人集体"以笔为旗"进行文学的抗震救灾中,地震诗歌写作在激活诗人对社会关注的现实感、道义感之时,其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之间的复杂性也再一次引起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思.     

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

本文提出的“风俗诗”,是指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它与以风俗事象起兴和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歌有质的不同。中国诗歌发达的《诗经》时代和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表明,风俗诗历史悠久,数量宏巨。作为裹藏着民族文化基因、情感之根和时代精神的风俗表征的“风俗诗”,拥有其他题材的诗歌所难以承载的厚重内涵。风俗诗自鸣天籁的艺术风神,也为追求自然高妙境界的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唯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才能使这一类诗歌恰切归位。     

论李贺诗歌“师心”的创作倾向

论李贺诗歌“师心”的创作倾向李军作为人学的文学，是人们内在情感的表现形式，是作家心灵的外界投影。作家创作就是抒发其心灵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特殊感受和独特体验。李贺诗歌的主要特征就是写心态，可以说是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再现，带有鲜明的“师心”创作倾向。王世贞...     

自我寻找:"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

“垮掉的一代”是美国战后兴起的一股反文化潮流,“垮掉派”是战后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被当成反动、没落、腐朽的标本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通过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垮掉派”文学对“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沙龙、白洋淀诗歌群体,以及后来的后朦胧诗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接受影响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中不仅开始出现了同“垮掉的一代”类似的文学人物,并且还开始出现类似“垮掉的一代”在路上漫行寻找自我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同“垮掉的一代”的精神联系是建立在面对类似的社会现实人们不断探索、寻找自我的基础之上的,自我寻找是这两种文学形态之间共同的重大主题。     

简论胡应麟《诗薮》的诗歌理论

胡应(?)《诗薮》的诗歌理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一、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诗薮》关于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表现于诗歌兴衰同时代的关系、诗歌本身的自觉过程两个方面。注重文学及文学理论与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是中国文论的传统特点。刘勰早就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