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

毛泽东同志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这一英明论述,不仅从艺术上概括了唐宋诗歌的主要区别,而且阐明了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对繁荣社会主义诗歌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一重大的发展和贡献。宋诗是怎样一反唐人规律的呢?据我的理解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唐人强调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宋人多从前人创作中讨生活。唐代进     

从古代文学嘲谑传统看陆游自嘲诗创作

自嘲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渊源有自的文学题材，具有清晰的纵向发展谱系，在唐宋时期掀起创作的高潮。陆游作为自嘲诗创作的大家，常常借此类诗歌表现对贫困的自谑、衰老的自慰、痴顽的自嗟与功名的自揄，并以卓绝的艺术天赋促进了自嘲诗这一诗歌题材的新变与某些自嘲传统的突破，将自嘲诗这一题材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陆游自嘲诗的创作成就与当时兴盛的嘲谑风气关联巨大，更与创作主体罢黜赋闲的人生经历以及三教汇通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     

刻苦与创造──论苦吟

“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与近体诗的成熟以及诗人对声律的吟咏把玩有直接关系。苦吟是一种刻苦的创作状态，苦吟者普遍具有僻、痴的性格特征，其诗歌风格也自成一体。“推敲”即选择、创造，属于“妄想揣摩”而非“即景会心”，其本质是创造了“第二自然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才雄笔大 兼擅唐宋——试论田雯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中国古代诗歌,在唐宋二代,自是“双峰插云”,元明一度中衰,清代是封建文化总结期,诗歌又作一振,顺治、康熙间直追唐宋。但对清诗重视、研究不够,不少值得注意的诗人尚“名不见经传”。即如康熙诗坛的田雯,为“京台十子”之代表,有理论,有创作,存诗近一千四百首,前人评为堪与王士祯相颉颃,就很值得研究。本文即试对田雯作一初步探讨。     

“意象派”诗歌创作原则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启示

典籍英译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因而,越来越多的翻译者和学者开始热衷于翻译古典诗词和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文章通过研究以庞德为代表的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以及中国古典诗词喜用意象并置和叠加的特点,提出将庞德的意象密集型创作手法和民族诗歌翻译法结合起来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密集型诗歌,以实现诗歌翻译的形神兼备;形似是诗歌翻译之基础,形神兼备为诗歌翻译目标。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宋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诗学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儒学复兴,宋人大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自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作为精神追求,因此,宋人首先就从儒家道德伦理角度解读黄庭坚的诗歌,对黄庭坚的君子人格进行颂扬和推崇。另一方面,宋人面临唐代诗歌的成熟和完美,时时想要有所突破,建立宋诗独有的特色,于是他们又从诗歌技艺与创新的角度切入,对黄庭坚在诗歌上的成就作出评论。总之,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表现出宋代特有的诗学观念,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     

胸中浩然 笔下绝尘─—论山谷诗的诗歌精神

胸中浩然笔下绝尘─—论山谷诗的诗歌精神刘靖渊诗歌精神是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是主体精神境界、思想观念、气质修养在作品中的辐射与显现。它直接影响诗歌的境界高低及风格特征。宋人写诗讲究“气格”，即是对诗歌精神的关注。黄庭坚于此，尤其重视。在黄...     

试说清诗力破唐宋之余地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清人,历史和现实都给它造成了许多文学和社会方面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给它出了一大难题:这就是在高度发展的唐宋诗之后,怎样才能不袭前人去创造自己独特的风貌? 宋人也曾遇到类似的困境,诚如钱钟书先生《宋诗选》序言所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因为“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     

咏“影”与水墨画的联通

宋代文人对“影”的吟咏，指示着“如画”的风景欣赏方式，主要表现为影与水墨写意的对应。作为审美对象的“影”，是草木形态及精神的提炼方式，具有超逸观想之美，文人借以寄托情怀，展示理想生活情境。影与水墨画在视觉效果与审美趣味上颇多相似，成为文人画创作与欣赏的灵感来源。在观赏墨梅、墨竹时，宋人将其还原为自然状态下的影像，形成“画如影”的全新书写范式。在中国画“水墨之兴”的背景下，这种以“影”联结的风景描写与绘画欣赏，有着共同的水墨趣味与写意追求，反映出宋人处理自然景观与人文意象关系时的新审美观念。     

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南北朝以后，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基本是抑兄而扬弟，甚而谓曹丕“去植千里”。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更在“三曹”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丕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建安风骨”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曹丕诗歌则反映了“建安风骨”的另一个侧面。     

论新时期小说文体自觉意识

新时期小说已经历了十年以上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众所公认的艺术成就.题材内容之广,艺术样式之多,表现手法之奇,发展变化之快,亦属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就其整个创作的数量与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而言,不仅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比美,就是放在近年繁花似锦的文苑,其成就亦在诗歌、散文、戏剧文学之上.评论界称之为进入了“全方位、多样化”的时代.     

论汉代杰出诗人焦延寿

焦延寿，一位至今尚未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汉代杰出诗人。他书写了西汉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诗史”，一系列“写实主义”诗篇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承前启后者，开唐代杜甫“诗史”之先河；他有大量创获的寓言诗、哲理诗，为丰富诗歌的品类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焦氏是自屈原之后，中国诗史上第二位有名的重要诗人。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必须深入研究《易林》，这是对诗歌发展似乎中断了的西汉时代绝对必要的联缀，是对魏晋至唐宋诗歌发展另一个潜在渊薮不可忽视的挖掘，中国文学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片空白必须弥补。     

试析宋诗的书卷气

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诗论家对宋诗的评价历来不一。由于宋人狂热的读书风气、文化上的集大成意识,宋代诗歌表现出内容上高度文人化、创作上高度技巧化———尤其是大量用典的倾向,这使宋诗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具有区别于唐诗的独特气质和神韵。     

论唐宋词中的纪时体

以词纪时,是唐宋时期岁时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纪时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观念的更新和词体功能的扩展紧密联系着.唐宋纪时词创作十分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粗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作品内容也由程序化应时发展为以个性化写实为主.娱乐性功用、大众化的传播环境、特定的创作题材与写作时间,决定了纪时体词相应的表现手法,使之呈现出鲜明的体式特征:即时性与实用性,通俗性与习套化,景、事、情一体化.     

论唐宋游仙词

游仙词是唐宋时期道教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游仙传统,尤其是中晚唐艳情游仙诗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功能的扩展相关.唐宋游仙词创作较为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形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创作特点也由艳情化游仙发展为以梦游仙.同时,唐宋游仙词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形态:词作主旨的隐喻特征,即词人往往以游仙寄托人生之感和隐逸之思,借游仙隐喻艳情事迹或体察道教义理;虚构和梦幻化的游仙意象使词作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人通过游仙来获取精神愉悦和心境的清雅之趣则是游仙词功能的主要体现.     

典范选择对宋诗创作风格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宋人从最初的模仿、学习，再到最后自成一格——宋调形成，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王禹僻、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诸诗家的努力，最终在杜、韩典范中确立了诗歌平淡美的创作风格，宋诗也因此成为古典诗歌中区别于唐诗的另一高峰。     

试析理学性、情观对“以意为诗|”论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的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诗歌与道德伦理研究（笔谈）——诗歌的“想像”与“真实”——从现象出发论“诗歌伦理”的问题

随着世纪之初，中国诗坛理论研讨和创作新质的出现，“诗歌与道德伦理”这一古老的话题，已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诗歌道德伦理”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话题为何要在这一时期出现？它是如何接续以往的诗歌历史并浮出历史的地表？为了能够将这一现象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我们相继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任教的老师，以及曾在中心就读的博士，开展了一次关于“诗歌道德伦理”话题的研讨。其间的文章，除了以直接切中论题本身的方式展开论述外，还包括诸如诗歌道德的承担及其层次内涵，以及在回顾新诗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诗歌与道德”的现实意义，等等。我们期待这些文章在较为全面地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将此问题的研讨导向一个更为广阔、深入的理论空间。[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