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资格刑减刑制度初论

我国刑法中无资格刑的减刑制度的规定。本文论证了在刑法中增设资格刑的减刑制度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资格刑的减刑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监狱法的修订与刑事执行法律的完善

现行监狱法存在调整范围过窄、名称不科学、法条简约等缺陷,应当从更高的角度思考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应将该法律的名称定为刑事执行法,扩大其调整范围,对减刑假释、罪犯劳动、行刑社会化、刑释人员的保护、未成年犯的执行等方面均做出具体规定,建立新的刑事执行法律制度.     

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2号指导案例评析

死缓限制减刑是为了弥补现行死缓制度的缺陷,充分发挥其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功能而设立的一项刑罚制度。从性质上看,死缓限制减刑仍属于死缓制度的内容,因而其适用应当满足死缓适用的基本条件。刑法与司法解释规定了限制减刑的适用依据,但过于原则,尚需结合立法目的、量刑原则等予以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案例是明确死缓限制减刑适用依据的有益尝试,但所选取的情节在决定死缓限制减刑的功用上需要深入剖析。     

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

刑事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立足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温暖、方便、公正和高效.本文从审判实践人手,遵循刑罚执行的教育性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和社会化原则,论述如何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①.     

对我国减刑制度的理性思考

减刑是减轻罪犯原判刑罚的一种刑事奖励制度 ,它在我国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 ,我国减刑制度在减刑的条件、减刑的撤销、减刑权的归属等方面都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我们很有必要对减刑制度有一个重新的审视 ,以有效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减刑制度     

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重构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检察监督的职责,但由于检察权在减刑、假释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层面配置不充分,使得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法律监督不力,很多环节都表现出检察监督缺位。为此,需要从立法上通过制定专门的减刑、假释法和司法上强调同步检察监督这两个层面对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进行重构,并设置相应的配套制度,以保障其检察监督权的落实。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发端于清末，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在立法上予以了明文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因此是形式化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刑假释规范制度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也对罪犯进行了实质化改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减刑假释经历了确立期、定型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主要阶段。总体而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着系统法律规范体系缺乏、程序制度失范等诟病。     

恢复性司法与"赔钱减刑"的制度化思考

"赔钱减刑"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但"赔钱减刑"的适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基础和规范依据,要树立以人为本的量刑理念,确定"赔钱减刑"的适用对象,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建立犯罪人人格调查制度,赋予被害人量刑参与权.     

减刑和假释过程中的程序缺位和补正

减刑、假释决定程序中罪犯权利保障的程序缺位;减刑、假释审理程序中罪犯权利保障的程序和正当性双重失落。必须根据正当程序的理念、价值取向制定出规范化的减刑、假释法律程序,改革现行的减刑、假释决定程序和审理程序以及监外执行制度,使得罪犯缺失的权利保障程序得到补正。     

关于修改减刑假释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说明

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严重制约了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开展.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刑事不起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实践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国内的一些检察机关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必须严格地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附加条件以及相关的程序问题,以确保该制度在我国取得最大的法律效果.     

我国现行减刑适用对象探析

减刑作为在刑罚执行中一种有条件的减轻罪犯刑罚的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中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加速罪犯改造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减刑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会使一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的罪犯通过伪装的良好表现获得减刑,提前重获自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使得减刑在鼓励罪犯改造的功能方面将大打折扣.文章试图通过论述修改现行刑法有关减刑适用对象来克服减刑的弊端.     

我国公司债券法律制度修订评析——兼与台湾公司债法律制度比较

2005年10月,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修订中对公司债券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对债券发行主体、发行的积极性条件和否定性条件、发行程序中申报材料和公告文件都作了更完善的规定.但是,把我国公司债券法律制度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债法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公司债券法律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研究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是德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贯彻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原则的重要体现.目前德国的社会住房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以联邦层级的《住房资助法》和《住房限定法》为主,并辅之以有关的条例.在法律关系上体现了主管机关、资助接受人和住房权利人的三方关系,并通过目的限定和价格限定制度予以保障资助目的的实现,在不取消私法自治和私有财产权的条件下完成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目的.     

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虽然对此作出了规定,但因过于简陋,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其应有的功能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不能适应当今纠纷解决制度多元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我国有必要对此加以完善,以促进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市民的法意识--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法意识是社会成员的法行动的重要规定因素,而法意识调查是人们掌握、理解法律制度的现实功能的必要途径,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改进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之,在一般法治国家,法意识调查已成为法学研究和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市民的法意识及对制度的关心程度.     

我国民法应当规定“取得时效”

时效,是法律规定的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期间后,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制度。时效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因为它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以一定的事实状态(对物的实际占有或对债权的不行使)的不间断地持续存在和一定的时间经过和到来为条件,从而产生权利的取得和消灭的法律后果。因而,时效又是构成原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法律     

论民事调解的适度运用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特色之一,调判结合的民事案件结案方式早已为民事诉讼法所确认.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合法自愿,但现行法律中却缺乏对该原则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难以掌握.法院为追求调解结案率而强制调解,损害当事人利益和法律权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修改完善现行法律制度的角度,强调民事诉讼中调解的适度运用并予以法律规制,对于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条件、规则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明确限制民事诉讼调解在某些类型案件诉讼中的适用,发挥民事诉讼调解作为促进社会和谐、节约诉讼资源手段的积极作用,消除其消极效果,是完善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必然选择.     

我国转承责任立法现状审视与完善

从转承责任基本理论出发来审视我国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大多数转承责任法律制度不是由法律法规确立的,有些还是从程序角度来设置的;现有的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大多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性转承责任法律制度,且各具体转承责任法律制度规定不协调,对责任人承担转承责任后是否享有对行为人的追偿权及其行使条件的规定也不统一.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建立和完善一涵盖我国国家机关转承责任、法人转承责任、雇佣人转承责任、无偿帮工转承责任等多种具有支配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法律制度以统一我国转承责任立法,节省立法资源,提升其法律效力地位,也解决了目前具体形态转承责任间相互冲突交叉和同类型转承责任不同具体形态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建立我国反收购制度法律框架的设想

反收购作为证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应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建立我国反收购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其中应包括 :遵守反收购的原则 ,实施反收购的条件 ,采取反收购的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