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言语反讽艺术

言语反讽是构成鲁迅小说深刻思想意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手法。反讽技巧的运用,使小说摆脱了语言实指意义的束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语义之外更广阔的领悟空间。从小说文本叙述语言的反讽、人物自我语言的反讽、人物对话语言的反讽三个角度论述了反讽艺术给鲁迅小说带来的文本内涵的张力。     

《孤独者》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象征

《孤独者》的“我”告别魏连殳尸体的情节位于小说结尾处,过去的研究仅把它视为写实性的对一种悲剧后果的呈现。这其实是全篇点明主题的最主要象征,其原型来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所写查拉图斯特拉背走绳演员的尸体下山。两个作品的情节模式高度相似,寓意结构相同。《孤独者》与《野草》中《影的告别》《墓碣文》等作品一样,都是把所表现人物的部分自我象征化,并且戏剧性地展开人物与自我化身之间的对话和潜对话。《孤独者》在艺术整体上有着安特莱夫式的写实与象征相调和的特征。     

米德的自我理论述评

文章简要概述了米德的自我理论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背景,通过对米德所用的基本概念的分析,来展现他的自我理论的内涵.这一理论包括三个层次:1.活动是自我理论形成的基础;2.主我与客我是自我的内部对话机制;3.社会是自我合作交流的共同体.米德对心灵、自我和社会的依次研究论述,实际上呈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     

鲁迅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件小事”——《一件小事》绎读

《一件小事》构成了鲁迅精神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它折射出《呐喊》时期鲁迅"绝望"与"希望"并立的创作心态。就故事情节而言,以往被结构性忽略的摔倒的老女人,以其麻木的国民形象,与"沉入国民中"的"我"构成同质的链条,而车夫的行为以一种异质的方式触动了"我"的灵魂,唤醒自我并因而加以内省。与《藤野先生》相比较,对象化的客体人物形象并不直接与鲁迅内在精神的觉醒之间相连,而是由主体自我将主观意识投射于客体形象之上时,文本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增长了勇气是关乎鲁迅精神世界的关键之处,也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这显现出以不懈的抗争虚无与黑暗为根基的鲁迅精神的端倪。     

高鲁冲突:对话困境中的裂痕与阻隔

本文认为,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是由于无法实现的对话困境而引起的,这种冲突给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情感震荡和心灵创伤。     

对话冲突机制解读

文章通过分析造成一名大学生死亡的冲突事件解读对话冲突的产生机制.人作为对话主体具有"社会化自我"和"非社会化自我"的自我二元特征.在冲突性对话中,人们普遍采用正误二元对立的话语手段实现自我话语目的并力图使对方由"非社会化自我"向"社会化自我"或由一种的"社会化自我"向另一种的"社会化自我"进行转变,这样在对话冲突中就存在正误二元与自我二元的双重互动.根据框架分析理论,特定对话存在命题提出阶段、命题确立阶段以及命题目的执行阶段,如同正误二元对自我二元的影响一样,对话命题对对话目的也有控制作用.正是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之间,文章所选案例的对话主体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荒谬并幸福着——过客与莫尔索的精神对话

荒谬是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与氛围.面对荒谬,鲁迅和加缪实现了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他们都主张直视生存困境,并付诸反抗的行动去赋予世界以意义.通过比较<过客>与<局外人>中主人公荒谬的生存意蕴,从而更加珍视生命中的每一天.     

鲁迅的辛亥记忆

在和前人研究成果对话的基础上,回到历史现场,追寻鲁迅辛亥记忆中不变的核心意象,并探索其中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动的叙述焦点。参看时代之潮中,鲁迅以辛亥为时空坐标下的自我建构。     

论鲁迅小说的人物结构

活跃在鲁迅小说艺术舞台上的人物,可谓千姿百态,各各有异。他们都以自身独特的经历演播自己的人生,传达着特定历史社会现实中个人灵魂的挣扎。系统地考察这众多人物内心的自我状态,我们将发现,他们虽存有种种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大致归为三类:稳定的自我、不稳定的自我和扭曲的自我。这种自我状态构成人物性格内核的特质。而自我状态的差异,则赋予他们不同的表征,形成英雄、反英雄、非英雄三大人物形象系列。它们互为依存,相互作用,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共同组成鲁迅小说的人物结构,整体反映了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民族人格的沉浮。     

张爱玲小说与鲁迅思想的联系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却是一致的。首先,他们彻底清算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但具体的表现形态不同,鲁迅是高度理性,张爱玲是感性,鲁迅笔下的人物是被吃者,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既是被吃者也是吃人者。其次,他们都能正视妇女在社会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由此所生发出来的社会理想不同,鲁迅是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张爱玲则是无可奈何的适从,并在此基础上,对女性的普遍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挖掘。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继承了鲁迅的思想,而且还发展了鲁迅的思想。     

论鲁迅的“自我文化对峙”:走出“传统-现代”的文化迷局

鲁迅并非一个具有"内在统一"的文化主体。鲁迅身上同时存在"传统文化自我"和"现代文化自我",前者主要体现在家庭私人生活中,后者主要体现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鲁迅的两个文化自我之间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对峙局面,终其一生都未能缓解。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所导致的,此外,也有鲁迅个人的原因:鲁迅本人未能在理论上完整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构成逻辑,未能认识到现代文化其实与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人性基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共同点是根本性的,其不同点只是方法上的。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导致其本人未能在文化层面实现"自洽",也导致他提出了不少偏激的文化主张。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过,他在文化方面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反过来侵蚀了他的文学魅力。对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所造成的各种文化问题,促使我们以理性的"改良"态度取代感性的"革命"态度,稳妥地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专业时代的文学教育”之出入象牙塔：在“诱惑”与“异化”之间

1926年冬天，鲁迅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批评两种思路之间徘徊不决，然而时至今日，鲁迅的困境仍以不同的面目同困着我们。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和学院化体制的日臻完善，如何在象牙塔外的“诱惑”和内生的“异化”之间找到一种恰切的平衡，无疑是当代知识人需要面对的新命题。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出于“看清自己”、调整自我的需要 ,鲁迅写作《野草》 ,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痛苦寂寞的心灵搏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展露出鲁迅繁复而沉厚的精神和心理趋向 ,原罪意识就是这诸多倾向之一。它包含着这样的内容 :因为现实的变动和刺激 ,鲁迅看到了自我局狭的现实存在和悲剧命运 ,这造成了鲁迅的自我失落和分裂 ,并因此引起了鲁迅对自我的反复拷问和审判 ,———这是一个困缚于现实中的自我 ,不仅与旧世界有着内在的关系和联系 ,而且简直就是它的“同谋” ,由此产生了鲁迅的原罪意识 ,———一个社会叛逆者对一个社会生存者的审判。对《野草》原罪心理的分析 ,是被漠视的 ,几乎没有人触及 ,因而也就没有深入的研究。     

张恨水小说中的多重对话关系研究

张恨水小说文本中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如在以市民社会为读者群的小说创作中,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对话：不同于新文学以知识分子及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张恨水明确表示,其读者群是市民阶层,作品突显出了文学中的娱乐性与趣味性,作家始终自觉地让文学作品与大众站在同一阵线;在女性婚恋主题上经济与道德的对话,张恨水塑造的仍然是与时代俱进的女性,然而不同于新文学中强调女性“灵魂的提升”与对崇高生活的幢憬。张恨水注重描写在生存经济压力下的爱情,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始终处于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着眼于市民社会中世俗的生存与爱欲的挣扎之中：人物活动空间的转化中,人物心理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话。张恨水小说文本所描绘的多数是大都市的图景,这些描述深深地打上了已经被都市化了的作者本人的精神烙印,而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无所归依,这正体现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自己所来自的乡村无法摆脱的眷恋．而作者更为重点表现的是人物对城市的深沉的依赖和以城市作为自己最终归宿的选择。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问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再论女性的觉醒——以凯特·肖邦的《觉醒》为例

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看,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中主人公艾德娜的人格发展中存在着缺陷。《觉醒》中主要的人物角色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劳伯特是超我的化身,花花公子厄络宾则象征着人格中的本我,而艾德娜本人则象征着人格中的自我部分,在超我和本我之间进行调节。由于超我发展不够充分,艾德娜的自我调节最终失败。此外,在艾德娜的觉醒中尚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她的觉醒止步于爱情,没有意识到女性解放与社会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她的解放之路的最终夭折。     

小说人物间的对话——作者与读者的“交谈”——《卡斯特桥市长》中方言标记的使用

通过分析小说人物对话中的方言使用,指出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中的方言是一种语域,作者在小说中安排对话除了要构建人物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外,还要引导读者进入到文本构建的情形中,在宏观层面上与读者进行＂交谈＂。     

论鲁迅《野草》的精神心理结构

《野草》是鲁迅的生命哲学,是通往鲁迅心灵世界的一道“门扉”,凭藉着它,我们才窥见了鲁迅在其思想变迁的前夜所进行的心灵搏斗及其大裂变大调整进而大聚合的整个过程。这一基本趋向是由于现实的巨大变动和鲁迅固有的怀疑精神引起的,是鲁迅对现实运动过程重新考察、进而凝视自身解剖自我的产物;体现于《野草》中就是鲁迅自我的分裂倾向,就是鲁迅内心中两个自我的反复盘诘、拷问、较量和搏斗。这是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意识和自省意识,而《野草》的总体趋向显示出:鲁迅终于跨越了对自我悲剧性命运的忧戚。     

巴赫金诗学的主体间性之思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渗透着主体间性之思:其狂欢诗学破除了教会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存在,恢复了官方———民间的主体间性存在;其对话诗学通过话语交流构建人物之间主体间性的复调世界;而其美学的外位性就是要宏扬审美活动中人的主体地位,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世界。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