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既是诱惑侦查理论研究的核心指向,也是侦查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理论支撑上,随着诱惑侦查基础研究的具体化,特别是其理论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契合性,决定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细化已经具备哲学和刑事法学基础。在侦查实践中,确立与侦查规律相适应、能够较为准确地呈现"侦查中"和"侦查后"的实践程式,能够指导侦查人员较为准确地判断处于不同阶段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效用考量上,依托总效应与边际效应、效率与公正、善良与正义等要素构建的经济效用、社会效用和道德伦理效用评判标准,能进一步对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做出合理评价。     

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行为的评判及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手段之一,它是侦查智慧和谋略的体现.但在我国现阶段,它没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了有效的打击刑事犯罪,我国应当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规范,在程序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范围、对象和效力,在实体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法律责任,以构建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抓获的侦查手段.如果对诱惑侦查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查而侵犯公民权利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利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本文通过对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借鉴美国等一些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较早的国家关于诱惑侦查的法理和规定,提出了我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措施.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单独的一节进行了规定,这是技术侦查法治化发展的里程碑,对于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技术侦查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取得了合法性,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材料具有了证据资格,有关的法律程序也进一步健全;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也存在概念模糊、适用范围单一、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混乱、滥用,从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概念,正确界定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的关系;规定技术侦查合理的适用范围标准和严格的适用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被告人的知悉权、质询权.     

论中国侦查实践中“控制下交付”问题

作为一种探索中的侦查手段,＂控制下交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从国内外控制下交付法理比较入手,分析其在中国侦查实践中的特性,并针对中国关于控制下交付的立法现状提出建议。     

论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

在毒品案件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被大量使用,我国立法应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加强对其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诱惑侦查主体、适用范围、侦查对象选定、特情的建立和选派、立案及诱惑行为强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     

诱惑侦查研究

虽然诱惑侦查对一些特殊案件的侦破有很大价值,但是侦查机关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诱惑侦查行为,哪些情况下不能进行,在哪些情况下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诱惑侦查行为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等问题,都还有必要深入探讨。对于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应该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只有在被诱惑者被诱惑之前已经进行了部分犯罪行为,并且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没有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情况下,被诱惑者才负犯罪预备或者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     

浅论刑事诱惑侦查的立法构建

近年来,诱惑侦查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但在立法层面上却仍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它的实施正当性问题也普遍受到质疑.虽然诱惑侦查表现出了司法权利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制约,但它对特殊案件的侦查确实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有必要遵循国际通行做法,尽快在立法层面上对诱惑侦查行为的实施作出立法规制,以促进侦查法治化,并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这二者之间的冲突.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因其在侦查犯罪方面的准确、高效和在人权方面的侵害性,一直备受争议.从我国法理层面来看,诱惑侦查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关键是应当合理规制.     

诱惑侦查浅析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国外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还是一个新的领域。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对于两者必须加以区分,特别是对实践中的诱惑侦查,更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上进行规制,以进一步规范我国侦查机关的执法行为。     

论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较为特殊的手段,具有诱惑性、主动性、欺骗性、危险性等特点.虽然在各国实践中已经广泛采用,但是在理论界却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犯罪形势不断变化的今天,改革侦查形式也有其价值和意义.应该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理性,并从诱惑侦查的主体、范围、对象、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制.     

论诱惑侦查的法制化建构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因其侦破案件的高效性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其合法性却一直受到众多争议.因此有必要从诱惑侦查的适用原则、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等方面进行建构,以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我国诱惑侦查制约探究

诱惑侦查在我国得到了相对广泛的应用,但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诱惑侦查的具体应用范围及执行程序。对诱惑侦查进行事前、事中制约,显得十分必要。采用诱惑侦查手段,应尽量考虑周全,使得当事人、被诱者的合法权利都受到保护。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设置陷阱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在侦查对象犯罪时将其逮捕或收集证据的一种特殊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在实践上成为一柄双刃剑,既有其实施的合理性、必要性,又有许多弊端,其一旦被滥用,就可能成为侵犯公民人权的"肮脏"手段.如何更好地在实务中使用诱惑侦查方法,关键在于对这种侦查手段进行严格立法和必要的监督,尽量减少实施中的违法性,消除其弊端.     

新刑诉法视野下贩卖毒品案件中的诱惑侦查

＂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得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作为诱惑侦查的对象;二是诱惑侦查的强度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即不能诱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新刑诉法实施以后,贩卖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运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侦查程序上,诱惑侦查缺乏有效的事前监督;在侦查对象上,诱惑侦查的对象具有任意性;在侦查强度上,不乏＂犯意引诱＂的情形。加强对诱惑侦查的监督、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和追责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基于理性的立场,借鉴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诱惑侦查不能因为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而被完全禁止或完全放任,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诱惑侦查规制路径研究——以我国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一款为研究基点

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一款是诱惑侦查措施的研究基点。为实现侦查机关可以合法高效地实施诱惑侦查措施,应在厘清诱惑侦查概念及其合法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诱惑侦查实施现状,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诱惑侦查规制路径:应当在部门法规中增加对诱惑侦查措施的规制细则;应当排除利用"警察圈套"收集的证据,形成对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行为的动态规制;应当不断规范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策略方法,增加实施过程的录音录像,形成对诱惑侦查过程的实时规制。     

论诱惑侦查限度

把握诱惑侦查限度能保证诱惑侦查的良性运用,有效地惩罚犯罪。把握诱惑侦查限度应遵循目的特定性原则、道德倾向性原则、目的正当性原则和诱惑必要性原则。诱惑侦查限度应在诱惑侦查的启动环节、诱惑侦查的实施环节、诱惑侦查的监督环节中得到体现。     

新型毒品案件侦查取证问题研究

诱惑侦查手段已经在新型毒品犯罪中被使用,采用诱惑侦查手段破获的案件应当区分类型作出不同的处理,保障此手段的法理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制造新型毒品犯罪由于原材料易得、制作技术简单、制造过程中数量很难控制等特点,为避免不当的诱惑侦查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应对其更加节制。监听手段所获材料转化为书证使用是根据我国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的一个折衷的选择,这样不仅仅能够更加有力地指控犯罪,同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监听透明化原则。毒品案件的量刑是根据其成品的数量进行确定的,对于死刑案件还要考虑其含量,因此应该对半成品毒品进行相应鉴定以确保对此类犯罪恰当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