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受理难的文本与实践之反思——着眼于“法院”与“法官”两个主体

行政诉讼受理难是目前行政诉讼告状难的第一环节的问题,起诉和受理是行政诉讼活动开启的始发站,是行政诉讼的入口程序,然而目前它遗憾地成为起诉人难以越过的首道门槛。行政诉讼受理难有法律文本上的问题,有法院本身的问题,有立案审查机制的问题,也有法官个人责任制度的问题,从几个方面深入分析行政诉讼受理难的原因并给予反思,很有必要。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行政诉讼中不得适用行政诉讼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都在积极地完善这一原则.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的大量存在,又反映出立法的滞后.同时,行政诉讼调解的合理性必然突破"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的羁绊,行政诉讼调解的正当性之探讨必然引申出如何控制行政诉讼调解中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命题.     

论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着本质的区别。行政诉讼借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应是有限的调解制度。 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有限调解制度的建立有了可能。本文分 析了目前行政诉讼撤诉率高的根本原因;论述了有限调解制度建立的理论难题及其化解;论证了建立有限调解制 度的法理基础;并从实证的角度对有限调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建立,有利 于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救济,有利于行政主体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我国 司法保障人权的实现。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兼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建议

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着大量以协调——撤诉为表现形式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现象,导致立法与司法现实之间的掣肘和冲突。为了满足司法公正和积极行政、服务行政的需求,学界和实务界均在这次《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呼吁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笔者结合近年来从事行政诉讼实践,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正当性、可行性以及价值定位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权威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在维护法治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意识、司法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行政诉讼在民众心目中未树立其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从法律文化意识、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以树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威。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破解行政诉讼“执行难”——以行政法院的设立为突破口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执行难"等问题积极地做了回应。但该法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所作的改进,相较于理论界近十年的探索来说,明显有些保守和踟蹰。受困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合法性依据的匮乏和相应配套制度未及时跟进等因素,新《行政诉讼法》在解决"三难问题"上略显踟蹰,制度设置上也乏善可陈。欲真正实现行政审判独立,真正解决"执行难",行政法院的设立势在必行。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分步骤、有计划地建立起从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门行政审判组织是可行之举。     

论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变更判决。首先阐述了变更判决存在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我国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论述了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和法院适用变更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变更判决的规定在适用范围、变更不得加重处罚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论行政诉讼困境产生的根源与对策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多年来 ,对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现行体制、立法本身的问题及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使我国的行政诉讼面临着困境 ,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为此 ,必须深刻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表现形式、危害、根源 ,并从行政诉讼的立法指导思想、受案范围、体制改革、法官素质等方面进行改革 ,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推进民主法制化进程     

WTO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造

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离WTO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即人权保障着眼,行政诉讼需提供具有完整性和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从行政诉讼的手段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出发,其转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合法性”的丰富蕴涵。WTO规则在国内的实施,迫使我们建立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是建立两种可行的审查机制:一是推行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确立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负责审查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     

论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基于一定标准对法律规则自由选择判断的权力。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于民事司法全过程。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存在风险,主要包括自由裁量权的非规范行使、非统一行使和滥用三方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要遵循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作法;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应建立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判例指导制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建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权利控权制度和权力控权制度。     

行政诉讼电子证据司法裁判研究

通过对行政诉讼实务中电子数据证据的运用情况、法院对于电子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以及电子证据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的研究发现,在行政诉讼司法裁判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巨大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电子证据受到质疑或者成为法院审理焦点的案件却很少。在电子证据案件的审核认定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很少成为法庭审理的焦点。在法律适用上,能够作为电子证据案件依据的行政法规范太少,已有的规范或者过于简单,或者效力等级低,适用范围狭窄。公共行政管理中电子证据取证和运用的规则有待完善。     

日本行政诉讼制度修改的阶段性解读

本文基于对权威日文资料的研读,着力解读日本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的特征。通过对日本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阐述,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关于法院判决“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执行难”是困扰我国民事执行领域的顽疾。我国独立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尚未制定颁布。由于法院领导体制、执行机制、当事人法律意识及执行立法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导致“执行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应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执行体制,确立人民法院应有地位,加强对当事人的法制教育,以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这一难题。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法理分析

行政诉讼以权利保障与权利制约为目的,而在我国学界,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限界定模糊,出现了二者不和谐的现象,直接影响了行政诉讼功能的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正是试图协调二者的关系,以期实现行政诉讼应有职能。本文探讨司法变更权的积极价值,希冀对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论司法自由裁量权及有效监控

市场经济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对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与完善提出了极大挑战,法院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对当事人权益提供法律保护的做法也屡受责难。如何发挥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使法院成为一个能动的司法者,在遇到“法律缺位”时,运用法理精神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判决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法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及有效监控的论述,强调法院应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完善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国行政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诉讼时效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因此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科学规定,合理解释。文章从行政诉讼时效的基本涵义入手,阐述了行政诉讼时效中的基本问题,对我国现有行政诉讼时效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对此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论权利推定的司法定位及其功能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进入我国宪法以后,权利推定有了更高更明确的规范支持,权利推定被提升为一种司法中的积极作为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推定是一种变相的司法自由裁量。相反,权利推定是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积极制约因素。司法中的权利推定从权利推定所强调的"隐含法律"之发现、多元主体参与沟通和司法权利推定中的层次性三个不同的方面制约着法律实践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从而保证了司法过程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