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间财权与事权问题的研究

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合理划分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出现较多问题,通过搞清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的基本问题,明确我国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划分,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最终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协调发展.     

事权财权匹配视角下的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探析

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配置不对称,在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责权不匹配,导致我国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政府越权与缺位现象并存。对此,应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范围,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渐走上规范化和法治化道路,最终实现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目标。     

新区事权体制研究——以宁波杭州湾新区为例

我国开发建设非一级行政区划的新区的成功经验比比皆是,但是很少从理论上研究非一级行政区划的新区的事权体制。新区事权体制与新区开发建设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新区有什么样的事权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开发建设,事权体制决定或影响着开发建设的力度、进度、规模、效果,开发建设受制于并且影响着事权体制。现以宁波杭州湾新区为例,阐明新区的事权体制。     

宪法中环境保护规定比较研究

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是环境法和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依据,是人类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愿望在各国宪法中的直接体现和反映。我国有必要对现行宪法加以修改和补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公民的环境权和政府的环境职责加以确认和规定,使得环境的法律保护获得更为直接和具体的宪法依据,也为相关法律部门建立和完善环境立法提供依据。     

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重构——以宪法第51条为中心

保护宪法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础,而限制宪法权利又被认为是现代宪法之公理。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是一典型的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该条款初步划定了宪法权利的基本界限,在防止宪法自由和权利的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我国宪法权利保护的落空。为此,需要对该条款设置程序性限制、限制的限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以防止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滥用。     

论社会抚养费征收与禁止上户——以宪法为视角

通过宪法的权利保障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以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是宪法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础.随着行政国家时代的到来,行政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力度与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与上户口相捆绑的做法在地方上普遍存在.从宪法的权利保障功能的角度探讨征收社会抚养费与上户口相捆绑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权力配置问题,有助于反思政府行政管理上不足.在我国宪法对人民权利保障功能还需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还需强化的情况下,将社会抚养费与上户口脱钩,加强对政府工作的宪法监督,从根本上实现人民的权利应成为首选途径.在此基础上,宪法才能真正成为人民权利的保障,拥有宪法的权威.     

宪法对刑法的限制论纲——以人权保障为主线

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和建立和谐社会法律体系的需要。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全方位的,包括对刑法观念、刑法内容、刑罚权和刑法解释等。我国目前宪法对刑法的限制亟待加强。宪法对刑法限制的途径是刑法宪法化。     

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

法学理论中基本权利的功能分类为我们解读宪法规范中家庭权的内涵提供了分析框架.对应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的法”两个属性,家庭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其次,“客观的法”属性的家庭权意味着公民可要求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家庭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家庭保护条款为我们框定家庭权的宪法保障范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参考;公民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因应社会现实,拓宽家庭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家庭权,这也是我国家庭权保障中有待完善之处.     

共和国司法组织改革的宪法依托——兼及内地与特别行政区的比较

我国目前司法组织改革的宪法规制相比改革实践与形势来说稍显滞后。对比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司法组织的规定,不难发现内地现行司法组织宪法规定的漏洞,司法组织改革是系统工程的运作,需要从定名定性、司法人员规制、司法(组织)协助外向化和自新机制打造的角度,构建司法组织改革的多重宪法依托。     

论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与违宪审查——以印度宪法相关制度为视角

仅仅给予基本权利以立法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印度宪法第32条的基本权利救济制度及相关违宪审查制度值得我国学习.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建设应先易后难,可以分为6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当未被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普通法院给予直接救济;第三步至第六步是使普通司法机关和独立的宪法法院分享一定的违宪审查权.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应该是美国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与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结合.     

西方近现代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比较——以规范为视角

通过对西方近现代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进行比较发现,私有财产权保障在从近代模式向现代模式演变的过程中,后者对于前者并不是否定,而是发展,贯穿的主线就是私有财产权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博弈.     

企业迁徙自由的法律规制——以个体基本经济权利宪法保障为视角

迁徙自由是个体基本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迁徙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自然延伸。企业迁徙自由作为个体基本经济权利,主要目的是对抗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企业迁徙权的宪法保障要求明确规定公民迁徙自由以及建立基本权利保护的违宪审查制度。同时,企业迁徙自由也受到必要的合理限制。我国目前的企业迁徙自由存在宪法保障的制度性缺失,有必要进行完善和补救。     

论作为宪法原则的政教分离原则——以日本、美国宪法为例

以日本、美国宪法为例,从价值、意义、内涵、要求以及原则的适用和宪法界限等方面对政教分离进行了论述。     

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

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存在的。通过系统考察世界55部成文宪法规定,劳动权立宪多是以规定其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为中心。在具体立宪形式上,各国劳动权及其立宪保护义务多是处于宪法基本国策及基本权利章节中,其宪法效力主要表现为弱意义上的"宪法委托"。在立宪内容上,多数国家均是选择性规定劳动就业保护、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特殊群体保护以及休息权等部分内容。虽然相较于域外多数国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我国劳动权立宪规定已表现得较为完备,但作为一种发展性需求,其在宪法制度空间中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     

就业平等权的理论体系——以宪法含义为思考维度

就业平等权是一种具体平等权,理应包括就业形式平等和就业实质平等的内容,也意味着在就业方面既要适用法律平等,又要受立法的平等保护,其效力既能拘束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也能拘束私人行为.     

谈谈"比较学科"研究的"比较"--以"比较教育"为个案

大约在二百年前,黑格尔针对当时各种“比较学科”所兴起的“比较研究”,以思辨的“比较方法论”视界作过透视。以此为背景,结合“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对“比较”在“比较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功能作一番考究,就会发现:“比较”不仅是科学研究最为贴近的形式思维方式,而且是科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化,最终获得对研究对象存在的“本来”的理解的方法系统过程。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近六十年宪法变迁为语境的检讨

在中国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修宪模式的竞争性主张,其中,渐进式修宪模式与一次修宪模式之间的观点争锋尤为激烈.渐进式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宪法修改的有限度理论;一次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为宪法修改无限制论.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实践显示,宪法修改的许多原则性或者根本性问题仍然无法在当今中国形成共识,宪法修改仍然必须面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多元与价值重构.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的“限制政府权力”范式转移为国家价值多元化时代的“社会共识的整合”范式.为此,采用折中的以宪法修改限制理论为理论基础的阶段式修宪模式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修宪模式的一种最佳选择.     

中澳公立大学理事会制度比较研究——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理事会为例

澳大利亚大学理事会制度历经多年的发展与完善,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本文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理事会制度作为分析样本,从理事会成员构成、理事会职能、理事会决策方式、理事会辅助管理机构等多个方面,对中澳公立大学理事会制度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与总结。通过借鉴澳大利亚公立大学理事会制度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我国大学理事会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