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两条道路”视野下的科学哲学

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关键是把握作为两条道路转折点的“最贴近的规定”.由分形理论可知,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具有普遍性.近代以降,科学的发展在整体上经历了两条道路.“两条道路”本身具有反身性.科学哲学及其与科学关系,目前所呈现出的纷争的缘由之一,在于没有区分行进于两条道路上的科学,没有觉察到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两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的科学和科学哲学发散的基础上,“新科学”——新的收敛正在酝酿、萌芽.中国科技哲学界在厘清自身定位的基础上面临两大挑战和机遇：其一,发展中国的“地方性”科学哲学;其二,关注并参与“新科学”.     

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开展自然技术哲学研究”和“开创全面技术哲学研究”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它又划分为初创时期和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2000年10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八届技术哲学年会为标志,它开创了我国全面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阶段。关于21世纪技术哲学研究的展望,提出“拓展全面技术哲学研究”和“加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一体化研究”两点建议,并进行了初步阐述。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发展的全景式考察

在延安的十三年,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著,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进行了深度创作,并进一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条件、基本内涵、结构要素、建构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创新的方法论问题作了集中阐释。全景式考察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引领、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科学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19世纪20年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宣告了科学哲学学科的诞生。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有着较强大的内在动力,包括逻辑学、分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在内的“广义的”西方科学哲学在建国前都不同程度地被传入中国。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当时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其社会变革功能。科学哲学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促成了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的成形,使中国科学哲学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泛到精,到中西结合的过程。总体上建国前多数学者缺乏自然科学功底成为了当时制约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障碍。科学哲学在中国要想取得深入的发展,乃至超越西方科学哲学,需要结合中国的思想资源与“科技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双向扬弃的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化”的科学哲学。     

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

傅斯年的哲学思想深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 ,又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烙印 ,他提出的一些哲学命题如哲学乃“一切科学的总积” ,“乃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 ,并由此延伸出中国无哲学的惊骇之论 ;以及《战国子家叙论》、《性命古训辨证》两部哲学巨著 ,证明了其在中国哲学近代化变迁史上的重要地位 ,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启蒙和中国哲学近代化历程中独特的历史地位。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四个转向”

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弃旧图新、继往开来的“转向”特质,成功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有效促使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由“观点碰撞”转向“超越与发展”,有力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由注重“哲学之理”转向“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由“推动现代化”转向“创新性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成果,昭示着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哲学的命运——哲学改革的设想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开放和改革的潮流,科学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都向哲学发出呼唤: “现代化需要哲学,哲学需要现代化”; “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 “科学的发展需要哲学,哲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等等。     

“部门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 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研究的过程中,不少人提出要建立“应用哲学”。在什么是“应用哲学”的问题上,目前论者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认为“应用哲学”是关于哲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研究的规律的科学;一种主张认为“应用哲学”就是“部门哲学”,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领导哲学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这两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护教热诚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影响

[提要]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一直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适合中国复兴的思想资源。在学理上,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的两种表现方式,即“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阐述,分析了中国未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认为道德本体经过“良知坎陷”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正途。作为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儒学的护教热诚极为高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牟宗三知道在中国实施民主、科学的重要性,这个两难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哲学的建构。     

哲学对科学技术的指导新论

哲学能否指导科学技术特别是自然科学是我国哲学界经常探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建国初,在科学技术领域开展学术批判,许多科学理论受到哲学的“裁判”;文革中,哲学“代替论”盛行,科学技术又遭劫难。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深深认识到哲学“裁判”和“代替”科学技术的错误,开始了对哲学和科学技术关系特别是哲学能否指导科学的重新认识。从目前的争论来看,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哲学能指导     

蚕食替代,还是相得益彰--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关系主张述评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初中国哲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当时流行的“科学已蚕食了哲学”、“科学最终将取代哲学”等观点,张东荪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他认为,科学是不能代替哲学的,科学与哲学各有特质,二者不但无抗争而且能相得益彰,这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主义思潮涌动之中的另一种声音。重温他的观点,在哲学的自我理解中详细探索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会有益于深化我们对哲学的理解。     

论"批判学派"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列宁在《唯批》中,从哲学的两条基本路线出发划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中的两个派别,明确提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概念,把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哲学思想的共性归之于“哲学唯心主义”,并正式命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中国学者李醒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即“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所指人物相同,但哲学的出发点和目标截然相反。“批判学派”的提出,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突破的开端,由此展开了“批判学派”五位代表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我校“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被评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年11月,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审结果公布,我校“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被评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本次共有东南大学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所等13家机构被推荐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16家机构被推荐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哲学对科学作用的再认识

哲学对科学的作用的实存性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得以验证;应将哲学定位于科学的“指导员”,而非“裁判官”、“辩护土”;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有多方面的表现,但它并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也不能无条件地得以发挥,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 ,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 ,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 ,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前瞻中国哲学的当代趋向

中国哲学的当代趋向,应当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和谐的语境下,以现代化为主要思考鹄的,通过西学传输中的相互融透,中国哲学将以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管理哲学的研究为主线并推进其向前递嬗,进而形成“综合创新”的中国哲学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