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来自《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启示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全面地阐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儿童”作为具有独特行为方式的参与者，“经验”作为一种立足于生存意义上的探究性力量，以及“民主”与“共同体”作为普遍的社会条件与组织形式，这三者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彼此内在互相作用的有机整合，一种生命之成长的基本结构。在这个深广的意义上，可以说儿童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的实现主要并不得自于对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维护或改善；就其根源上讲，它来自于杜威对“民主社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基本内容在于，如何在一种充分开展的“社会探究”活动中使儿童产生兴趣，使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的参与性的特质，而这同时也体现了杜威对于“经验”作为个体与环境相互依存、彼此造就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体现人之具体成长方式的信念。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最为基本意义上的“教育”的开展而使儿童实现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本文力图通过对《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著作的再解读以期寻求“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的科学和哲学的解答。     

杜威和美国教育

在杜威看来,教育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装饰门面的东西,而是生活必需。他认为通过教育,儿童才能获得人之异于动物的特质,而通过教育,社会得以永存,并且对生活的诸种方式,有意地作不断的变更。所以,有目的的教育把人的事业转为道德的事业。在教育事业上,组织经验和传播经验,便应当认为是人类的基本责任。教育和哲学教育和哲学的关系,在杜威看来,是内在的。假如我们把杜威当作是一位对于教育业务偶然发生兴趣的哲学家,那末,我们对于他在教育和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便会误解他的论旨。他强调他的教育兴趣是他的哲学兴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     

杜威对中国的影响

杜威个人所表达的兴趣是建立在民主理想的基础上。他认为民主政治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杜威的民主思想推迟了陈独秀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他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问鼓励民主和自由思想,同时提出一个教育纲领,为未来的一代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作好准备。杜威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影响是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以纯粹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对人们超物质存在的知识的各种哲学进行攻击。过去四十年中,许多中国思想家曾受到杜威的影响,但杜威仅仅吸引住一个他的哲学上的代表人物——胡适。胡适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发扬了一种宗教的热情。通过胡适,把人类心灵的新概念移植到中国。杜威在中国的最大影响正象他在美国一样,是在教育方面。杜威关于人的一些思想本能地注意到青年人的思想。杜威到了中国后,美国的教育目的、方法和教材以及教育上的整个研究制度就代替了日本、德国的教育思想和计划。杜威的教育纲领的主要特点是:生活教育、儿童中心教育、学校即社会。反对杜威的有儒家学者,有以黑格尔和柏格森的思想力基础的西方哲学的新流派;而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的反对更为有力。     

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有创意的儿童哲学探索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实践的青睐。为超越“儿童”与“哲学”的二元对立， 儿童哲学经历了从强调哲学性的“教哲学”，到复归儿童性的“有哲学”，再到强调实践性的“做哲学”的迭代发展。儿童哲学与 教育戏剧在“做哲学”中实现了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态的整体性耦合。在教育戏剧中，儿童通过隐喻嵌入的“对话”穿 梭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身体嵌入的“游戏”穿梭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最终打开儿童“爱智慧”的哲学世界。     

胡适的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的哲学史观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观演变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地界定了哲学史的含义、对象和目的；(二)在哲学的起源上坚持杜威的“问题说”；(三)在哲学的发展根据上坚持多元的因果观；(四)把哲学方法看作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和内的线索；(五)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尝试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试论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改造”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曾留学美国，师承杜威。他在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提出了一系列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教育观念，并将其一一付诸实践。陶行知对于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改造及其实践，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陶行知“中国化改造”后的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杜威的教育观及其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意义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改造。他强调教育目的寓于教育过程、教育活动之中,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天性,以儿童为核心。这一理论对儿童早期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让儿童在生活中学习,打破了传统教育囿于课堂和书本的教学方式;让儿童在操作中学习,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教育单向的、灌输性的教育模式;让儿童学会“终身学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适应社会需要;让儿童快乐学习,尊重儿童生长规律,关注儿童全面发展。     

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兼论朱熹的“小学”与“大学”观

与马修斯强调的儿童哲学相比，朱熹的儿童哲学偏重于“成人哲学”与“家庭哲学”。因此，如果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作比较，朱熹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这里的“没有儿童”，是指朱熹将儿童视为成人教育的前期阶段，表现为他的“小学”与“大学”的同构性。同时，朱熹在讨论儿童哲学时，主要是以成人与家庭的视角进行探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儿童观在哲学语境的兴起还处在萌芽阶段；二是中国传统呈现为家国天下一体，儿童是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基于此，儿童无法形成马修斯主张的完全“主体性”，父母也不存在为儿童“释放权利”的要求。因此，朱熹希望通过父母和师长的干预使儿童形成上达“天理”的伦理目标。在这一点上，父母和师长构成儿童上达天理的中介。但是，儿童对父母与师长的干预不是消极的“服从”，父母与师长对儿童的干预必须在道德本心的前提下才有教育的有效性，即对儿童而言，“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达到成人与儿童互相限制的教育情景。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民主、科学与哲学--罗蒂对杜威哲学的解读

罗蒂对杜威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利用和发展在美国哲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杜威哲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在哲学认识论方面对科学方法的探索,而在于他对历史主义态度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推崇。在杜威那里,民主仍然兼容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罗蒂的“民主不仅先于哲学,而且先于科学”主张表明了他对杜威哲学的批判和发展。在罗蒂那里,民主不仅先于传统的普遍形而上学和特定民族文化,而且先于跨越传统文化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的现代科学。罗蒂对杜威哲学的批判性解读是一种伟大的误读,实际上蕴含着把政治学或公共哲学当作第一哲学的含义,为解决现实社会争端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论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扬弃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从经验出发,将现实人生和经验世界作为他的哲学出发点,关注入的生活、行为和实践,并从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完成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胡适在杜威的影响下,吸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精华,并结合中国民族性这一现实,发展了其老师的思想,把中国古典文学及"国故"作了重新的审视,力图用科学证实的方法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人们面对的困境.     

“学校即社会”:杜威学校改造方法论及其启示

一、“学校即社会”———学校改造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杜威的“学校即社会”基于“教育即生活”的命题。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要成为儿童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契合点,从而使教育既合乎儿童需要又合乎社会需要,实质上是要改造不合时宜的学校教育和     

杜威课程论的本质特征

杜威的课程论是实用主义教育观的突出表现。他提出的社会中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的教育原则，实质是其课程论的本质特征。杜威这位著名的教育家的教育理论，虽然有缺陷和实践偏差，但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和一些有益的原则，我们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吸收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     

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借鉴

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曾师承著名教育家杜威。学成回国后,他为了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从各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加以批判地吸收,并以我国的国情和教育实践发展的经验为根据,创造了自己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边办教育边探索前进陶行知对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坚持从中国的国     

杜威的教育、社会思想回顧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进步主义同保守主义及本质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中受到了讽刺。这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某些含糊所引起,或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同于杜威写作时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来阅读他的著作而引起的。杜威在大学时,是黑格尔的信徒,后来他摒弃了唯心主义而发展他自己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思想方式。由于杜威写了不少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著,使他在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学院里成为一个权威。他对美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最大。杜威成功的理由是由于他主张把教育同文化结合,学校同社会实际生活结合,并建议把学校看作是社会的建造者。他指出二元论思想对社会和个人的损害,主张一切个人要求和兴趣都要服从社会利益和批判理智的判断。他把教育同科学方法相联系而不同任何偏见,宗教或形而上学相结合。与其说杜威是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不如说他是这个运动的批评者。他重视个人才能的发展,但在处理上同进步主义者有区别。杜威教育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在他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最初他认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和评价在于培养社会个别成员成为完人。1928年访问苏联后,却转为倾向社会主义。他主张教育工作同社会运动和社会纲领结合起来,但又警惕到教育受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党派精神的侵蚀。作为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者的杜威思想可能比作为社会实用主义者杜威的思想来得经久些。     

论高校人本中心“文艺鉴赏”课程教改大思路

中国高校实施人本素质教育至今，不论在内容范围还是在课程设置上都有待制订国家标准，以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人本教育的需要；“文艺鉴赏”作为大学生健全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是高校课程设置从学问中心向人本中心转变的重要步骤；同时应重视解决高校“文艺鉴赏”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杜威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境遇变迁及其引发的教育学史问题

由于契合教育救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需要,杜威教育学说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受到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一度被视为“新教育”的化身,不仅成为研究热点,而且成为教育制度革新以及教育实践改革的重要学理基础。然而,时至20世纪50～70年代末,出于思想改造的时代要求,杜威教育学说被视为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教育学说的代表,成为“谬论”与“反动”教育学说的代名词,受到全面批判、彻底否定与坚决摒弃。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学恢复重建过程中,杜威教育学说作为“现代教育”的代表又被重新认识、客观分析与理性对待,成为重要的教育思想资源与理论来源。杜威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境遇变迁,折射出中国教育学说的变革历程。未来的教育学史研究,要在坚守教育性质与遵循教育学自身发展逻辑基础上,解决好杜威教育学说是什么、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杜威教育学说的关系等问题。     

杜威政治哲学中个人与社会关系探析

重建民主政治是杜威政治哲学的核心,杜威以他的“经验”哲学为基础详细探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方面和组成部分,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并认为教育的培育和支持是实现好的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杜威的这一观点时于我们今天建立和谐民主的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从“儿童中心”到“学生为本”——略论杜威“儿童中心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儿童中心”是杜威在批判传统教育时提出的一种破旧立新的教育观念。在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杜门弟子的传承下,推崇“儿童天性”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一股热潮。解放初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的象征,受到强烈的批判。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儿童中心”为建立“学生主体”的学科教学模式以及平等的师生对话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实现从“儿童中心”向“学生为本”的转变。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儿童中心”理论仍然会继续争议下去,在批判和辩护声中,教育界正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之路。     

池田大作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比较探析

池田大作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有很大的可比性：它们都强调把学生的成长和幸福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都是在批判现存教育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都对当今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发展关系。池田大作的教育目的观是杜威教育目的观在当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