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小说中的“阿Q相”

<正> 二十年代末期曾有人写文章,声称“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过去了,死去了;建国后,又有人认为我们已从阿Q身上跨过来了。这都把话说得过绝了。鲁迅在当时曾就阿Q这个人物说过:“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茅盾在五十年代中期也曾说过:“即在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     

是“幻景”,还是“寤梦”——试析诗境与梦境的关系

<正> 我们通常把诗歌作品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境界谓之诗境,把梦中经历的情境谓之梦境。展读诗卷,我们时常发现梦萦诗魂,诗境与梦境相融,浑然一体,难分彼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诗人与梦者相同、诗境与梦境相通?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讨论。诗人与梦者要想弄清诗境与梦境的关系,就得首先了解诗人与梦者的区别。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二位当代诗人曾这样说过:“不会做梦的脑子,只是一块时间的荒地。”在芸芸众生中,诗人通常被认为是梦者,是织梦人。英国作家查理·兰姆曾讲过一则趣闻。说他有一位朋友十分风趣,一当他看出自己所认识的人中谁有一点想当诗人的苗头,他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小伙子,你会做什么样的梦?”这位先生的问题不仅指出诗人要会做梦,而且做的梦与常人大为不同。     

两个命题等值不等于命题形式相同

现有这样一个命题:“凡诗人都是作家”.否定这个命题得到一个负命题:“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负命题“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与支命题“凡诗人都是作家”是矛盾关系.又据逻辑方阵,“有的诗人不是作家”与“凡诗人是作家”也是矛盾关系.因此,“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等值于“有的诗人不是作家”,后者的命题形式为“有S不是P”. 现要在提出的问题是:根据“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等值于“有的诗人不是作家”,我们能否把“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的命题形式也分析为“有S不是P”?我认为不能.     

“中游”与悬崖

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传过这样一种看法,即:“业务力争上游,政治甘居中游”。他们的口号是“谈起业务我冲锋,提到政治我居中”;“业务要做鸡中鹤(鹤立鸡群的意思),政治不当鹤中鸡”。所谓政治甘居中游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上游不想争,下游不敢当”,“不偏右,不过左,两头照顾”,“当左派,太辛苦,当右派,人唾弃,当个中间派,最惬意”。据说持有这种“政治居中论”的同志也有他的难言的“苦衷”:出身不好啦,历史上犯过错误啦,“家庭决定了自己的命     

包孕诗情的多彩形象——李瑛诗论之一

概念化,是诗的敌人,有知的诗人都忌讳它。用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感情,正是诗歌区别于抽象理论的根本所在。别林斯基曾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李瑛的诗,在艺术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注意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在其它文章中,我们曾论述过李瑛“以画写情”的抒情方式,他是很注意画面的选择和创造的。但是,画面是由形象构成的,从“形象”的角度看,李瑛的诗又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并显示出了创造形象的才能和本领。从李瑛三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中,     

1922年帝国主义者破坏上海工运的罪证(续)

五招募“罢工破坏者”当罢工发生后,上海帝国主义者破坏罢工的另一手段是招募新工人以代替罢工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上不可避免地经常存在着大批失业者。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旧上海,其情形更不例外。因此,上海帝国主义者经常采取招募失业者的办法来破坏罢工。1922年1月香港海员总罢工时,帝国主义者就有过这样的企图,但其结果遭到了工人有力的回击。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同志积极领导了这个斗争。因此,上海租界当局把李启汉同志视为眼中之钉。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在1月下旬接连着报导这一消息:1月25日:太古洋行在本地为正在进行罢工之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散文特质论

什么是散文?这是个曾令许多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出过许多散文集子的巴金先生在回答什么是散文时说:“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讲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散文家郁达夫也说过:“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o的译名,和Essay有些相象,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更有甚者,一位英国作家曾不无怨恼地指责:“散文,这是文学橱柜里一件可诅咒的、莫可言状的衣衫”！     

李白凤教授逝世的时间

编辑同志: 读贵刊一九八○年第三期六六页《文学日历》,载八月二十日:“我国早年诗人李白凤,1957年错划为右派,失业二十年之久,刚恢复工作即去世(1978)。”对于李白凤教授卒日及记事均有误。李白凤,1914年3月14日出生于北京,解放后一育在河南师大任教,57年划为右派,去职,1978年,中央关于摘帽的文件下达后,李白凤摘去了右     

批判梁漱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乡村建设运动”

最近,文化学术界开始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我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拥护者,同时也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参加者;揭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对於像我这样受过梁漱溟毒害的人,具有深刻的严重的教育意义。我曾於一九三四年考入梁漱溟主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毕业后,又在“研究院”指导下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工作,后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下简称“乡建运动”)。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开山东。这时期,梁漱溟打着“组织乡村、推动社会”的旗帜,曾风行一时地诱惑过一些人。我出身於剥削阶     

抒情诗的情与感

一我们常说,感情是诗的尤其是抒情诗的第一要素。但我们所谓的“感情”,字面上虽然有“感”也有“情”,其实,往往是以“情”概“感”,以“情”代“感”,甚至干脆只指“情”而不指“感”。在一般的诗选中,直接抒“情”的诗往往占十之八九;而咏“感”的诗,则寥寥无几。有时,咏感的诗甚至会得到莫须有的罪名。诗人艾青一九五六年曾写过一首小诗《小河》:小小的河流青青的草地河的这边是白的羊群河的那边是黑的、褐的牛群     

《向导》周报与中共早期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

国民党左派、右派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概念,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向导》周报在此概念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共合作的实际,形成了国民党内有左派与右派的基本判断,并逐渐形成完整概念。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趋严重,中共适时提出“新右派”概念,完善理论,并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对国民党内“扶持左派”与“斗争右派”的策略方针。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概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蒋介石的派别划分,是典型的例子。     

龚自珍、魏源“参加宣南诗社”说辨正

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所刊韩式朋同志的《近代诗人笔下的沙俄》一文(以下简称“韩文”),列举并分析了我国近代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诗人,运用诗歌作武器,对沙皇俄国的侵华罪行以鞭笞和揭露,这对于读者了解近代史上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文化遗产,继续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读后颇受教益与启发。但该文肯定说: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曾与近代著名诗人龚自珍、魏源组织过宣     

朱湘文学美学思想略论

<正> 朱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诗人,也是艺术美的辛勤探索者。他虽然不是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但他那些闪烁着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光彩的见解却是值得重视的。三十年代初,曾有人说朱湘的新诗美学是“为艺术而艺术”,称他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后来,有的研究者也认为他的文艺观是唯美主义的。应该承认,朱湘曾受过唯美主义的一定熏染,也说过文学要表现“自我”这类话,并在一九二六年前后参与过新诗形式运动的倡导,强调过诗的形式美的重要性。但是不能据此断定他的美学倾向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唯美主义。对此,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孙中山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本文是作者所著的“孙中山的社会政治与哲学观点”一书的第五章。原书在“前言”中说明本书的特点是:系统地研究了孙中山的世界观;论证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观点;以具体的材料,揭露国民党右派及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孙中山革命学说的企图。原作者谢宁同志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专家,1955年冬,曾到广州访问,并到过孙中山故乡——中山县翠亨村参观。这一章的内容,基本上综合了以上的特点,是全书的结论性的一章。译文的个别地方有过删节。     

臧克家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探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许多诗人都探索过新诗的发展道路,臧克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诗人之一。他在四十年代初说过:“自从我从事新诗的习作以来,诗坛风尚至少已有过两三次大的转向了。在这诗流激变中,我始终保持住自己”(《十年诗选·序》)。臧克家究竟始终保持自己风格中哪些比较稳定的因素,沿着什么道路探索,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     

开胃豆

如果李白活到现在。老师问冯笛:“如果诗人李白活到现在,会有什么贡献?”冯笛:“老师,说危害行不行?”老师:“危害?你说给我听听。”冯笛:“我们背诵古诗的量会增加!”全班惊呆....     

1922年帝国主义者破坏上海工运的罪证

1921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党就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要求的高涨和党的正确领导,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的罢工高潮。上海工人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次罢工高潮,按理,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工人阶级队伍最大,劳动组合书记部又设在上海,在这次汹涌澎湃的全国罢工高潮中,罢工斗争应跑在前面,但其来势却稍逊于其他城市。追其主要原因,正如邓中夏同志曾指出的:“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余裕。”为了具体说明帝国主义者对付这一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罪恶活动,我初步收集和整理了以下的一些资料,供研究帝国主义侵华问题同志们的参考。由于收集的资料不多,整理方面又限于水平,谬误、挂漏和片面之处,必不在少数,希望大家指正。     

《蝶之天空》与化蝶的诗人──评刘振学散文诗集《蝶之天空》

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的散文诗集《弊之天空》，是刘振学近年来的一部力作。该书曾被中国石油作家协会评为1995年度文化创作成果1等奖。读罢《蝶之天空》，我以为这本散文诗集具有以下特色：一、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具有想象之美庄周化蝶是在梦中完成的，《较之天空》的诗人化设是在想象中完成的。想象在诗创作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艾青说过：“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人的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在《蝶之天空》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想象，请读《天实我三岁》：炊烟是橡冲天上长的树，我戴着史肚一个劲地…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关于潘汉年、沙文汉同志平反昭雪的感想

一 潘汉年与沙文汉同志均是1925年入党的、久经考验的老党员。潘汉年同志1955年以“莫须有”的罪状作为“内奸”而被捕;沙文汉同志是原浙江省省长,潘案发生后,立即遭株连,有人断定他也曾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叛变,但一时查无实据,延至1957年反右派时定为“右派分子”而被开除出党,并受到暗中监视。1964年1月间抑郁成病而死。潘汉年同志1977年死于湖南一个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