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屡遭败绩。在对富强之道的艰难探索中,归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力量,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致力于对民众的启蒙,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推动了"科学信仰"的形成。"科学信仰"激发了国人追求科学事业的热情,抚慰了民众在社会动荡、信仰崩溃社会环境中焦虑不安的心灵。但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理解上的缺陷,也对民众的科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论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何干之在其参与"论战"的著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对中国社会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进行了贯通古今的认识。这既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深入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明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供了历史依据,对今天科学地认识"论战"也有诸多帮助。     

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科玄之战”百年反思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华彩一章,中国人自维新变法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地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在此后的近百年间,论战双方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复重现,上演了诸如“两种文化”与“科学战争”的论战。然而,启蒙的逻辑并未协调好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也缺乏基本的历史意识。事实上,科学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在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对科学及其功能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价值冲突尚在,诸如此类的论战还会改头换面地发生。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索卡尔事件":"科玄论战"之续曲——关于"两种文化"的探讨

科学和人文是两种不同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在欧洲近代史上,两种文化的分离和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索卡尔事件"为甚;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因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而引发,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内容——"科玄论战";可以说"索卡尔事件"正是我国"科玄论战"的续曲。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的展现。     

“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重要的论战揭开了序幕。大约同时,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认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引起哲学家罗素的批评性回应,后者发表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玄论战”受到霍尔丹与罗素之争的影响,两场论战的根源可从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觅得踪影,更为深远的背景则可追溯到“两种文化”这一宏大议题。结合罗素1922年对中国的访问,对他在与霍尔丹争论时所持的批评性立场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如今,科技进步在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人们对“科玄论战”这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应该有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出两种经济史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第一种路向使经济史后来居上、地位迅速攀升;第二种路向真正使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中国经济史研究驶入专业化轨道而日益发达,终于附庸蔚为大国,实由食货派导其先路.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     

共产主义道路的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三次论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说是革命派内部的一次论战。论战双方在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针锋相对,论战焦点主要在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组织方式和革命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论战的实质则是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是权力集中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执着于集权专制,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平等则源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是双方的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偏激性和空想性。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关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成立及活动——1947年“国画论争”两团体组建考略之二

关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介绍,虽然因那场著名的"国画论战"为中国现代美术史所传载,但若细加探究,则又主要侧重于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和对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分析,而对该团体成立目的、团体名称、成立时间、组织机构、会员人数及主要活动诸项,反倒显得含糊不清,以致众说纷纭。举个例子说,即以徐悲鸿在该会中的身份,就有"协会主席"、"...     

思想分歧与道路选择: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因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以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研究系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前者主张以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俄国人的暴力革命道路;后者主张以资本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英德式的社会改良道路。论战双方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五四思想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深度和认识高度,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野。经过论战,双方都从对方接受了某些观点和启示,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视角;双方的意见虽未根本改变,但都有所丰富完善,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点上找到了发展实业的共同途径。这场论战深刻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历史的进程。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     

浅析经济学家如何选择立场——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战为例

在十九世纪头二十年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英国庸俗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曾就经济危机理论、《谷物法》的存废和价值理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在论战中，李嘉图坚决地站在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马尔萨斯的理论则竭力维护以土地贵族为主的上流社会的利益。现试图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观点入手，结合两人的背景和经历，分析他们在论战中各自立场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     

表征危机与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从对“科学大战”的反思谈起

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是科学卫士与建构主义者围绕"科学知识究竟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论点而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展开的论战。前者以"表征"为核心,坚持自然实在论与真理符合论,强调科学的表征本性促进了人类福利的无限增长。但随着科学践履其"为人类谋福祉"价值的频频失败,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标准科学意象开始面临表征危机。社会建构论的兴起直接颠覆了科学表征的客观性,认为真实的科学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建构论者以一种较为激进的眼光重新审视了科学,发现了科学表征的社会性,以"建构"取代"表征",为敏锐地洞察理解科学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建构主义思潮,但其蕴含的相对主义观念使其容易堕入自反性僵局,而后SSK的实践转向则为建构主义思潮的稳健发展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基于社会熵增效应的和谐社会理论初探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本文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社会和谐性与社会熵的本质联系,从系统的视角归纳了社会熵的主要形式、影响因素;并通过数学推导得出社会和谐性递减规律;最后就开发负熵流,改善社会和谐性的方法与途径作了初步探讨,为研究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张闻天两次重大理论贡献与中国共产党两次理论飞跃

张闻天在我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在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他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著文参加论战,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60-70年代,当"左"和极"左"的思想在全党、全国蔓延时,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坚持追求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铺垫了基石。     

“科技”概念的后现代审思——从知识论的视角

"科技"一词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有着诸多弊端:或因过于彰显"技术"而不利科学精神的萌生发展,或因技术隐藏在"科技"概念之下而不利技术产业化并遮蔽其可能存在的伦理风险,或因"科技"概念过于含混而难以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而从知识发展的角度分析,以后现代视角审视,"科技"一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科学知识的发展趋势,暗合了后现代科学的诸多特质:有机、生态、整体、非线性、价值相关、地方性等。因而对"科技"概念的认知和使用要建立在对科学和技术关系的自觉辩证之上,要树立真正具有科学理性的观念,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以确保科学、技术和社会良序健康发展。     

康复科患者跌倒健康教育的影响因素与对策

跌倒是指身体的任何部位(不包括双脚)因失去平衡而意外地触及地面或其他低于平面的物体,文献指出医院所发生意外事件中以患者跌倒所占比例最高,约占所有意外事件报告中80%左右,因跌倒而致的损伤常会导致活动力降低甚至发生合并症,而康复科患者除年龄因素外其自身疾病药物的影响和病情的特殊性,使其发生跌倒的潜在危险性更高,临床实验证明向患者详尽介绍引发跌倒的内外在因素,能够避免大多数跌倒的发生,并能有效降低其潜在的危险性[1],但目前临床上尚缺乏一整套系统和科学的防止跌倒相关教育模式,借此笔者就康复科患者对跌倒相关因素进行调查研究,为有效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报告如下.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