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刑事诉讼制度日益向人权保障的角度倾斜.由此带来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无罪推定原则并未从根本上确定;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强制措施的使用仍不够规范.结合国外的做法和国际标准,完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应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律师的辩护权、确立沉默权.另一方面,刑事司法改革和被告人权利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冒进,只有"相对合理主义"所主张的渐进式改革能真正达到目标.     

从权利角度看刑事被告人平等法律地位的保障

刑事诉讼程序是以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为核心进行的,被告人毫无疑问应当是刑事诉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却往往得不到重视,其根源在于“权力本位”的法律传统以及人权意识的淡漠。从应然角度而言,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被告人与检察官地位平等是诉讼公正的前提。保障被告人平等地位与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密不可分。     

试论加强刑事诉讼中人权的制度性保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状况如何,不仅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进步程度的主要指标,而且是判断一国基本人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指标.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以保护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为核心的立法意识,要合理配置司法权力,完善监督机制,扩充公民自保手段,拓宽侵权救济途径,将司法侵权现象尽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从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在以安全和自由两个法律基本价值所演变的刑事诉讼犯罪控制观和权利保障观中,合理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应是人权保障优先,因其更符合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有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诉讼目的的确立,诉讼主体职能之配置,诉讼结构之建造,无不受制于人权保障的理念,并为人权保障的理念所左右。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如何,是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文明与进步的程度,因此,我国从刑事诉讼的立法到司法,应始终把完善冤案、错案预防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放在首位。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侦查程序改革要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在提高惩罚犯罪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文关怀水平,但侦查程序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完善侦查程序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坚持人本主义和权利救济原则、遵循司法的规律和特征,合理控制侦查权,切实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护。     

现代司法理念与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冲突与调谐

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是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由于现代司法理念的许多原则和内容都直接来源于西方,不是由我国本土意识和本土诉讼文化为土壤构建起来的,导致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与现代司法理念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解决这些冲突有待于我国诉讼文化、司法体制与司法人员的现代化.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定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予了被告人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从宽,以激励其自愿认罪认罚.认罪被告人拥有上诉权不仅是对其个人权益的保护,而且是“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虽然认罪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审程序的推翻,但现阶段该制度发展并不完善,办案人员存在认识片面、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完全剥夺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不现实的.但从该制度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对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定是完善该制度的内在要求.为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模式上,应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础,外部为被告人自愿作出认罪认罚完善相应保障条件,内部对上诉的理由进行列举式的规定,并合理地借鉴域外国家在相应制度下对被告人上诉权限制的规定,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笔录类证据及其相关问题——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法则.在实践中,笔录证据大量使用,尤其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对证人和被害人的询问笔录都被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随着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和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影响的扩大,传闻法则必将确立,传闻证据应当被排除.但是彻底地取消笔录类证据不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因此,可能的趋势就是笔录类证据的运用范围将会不断缩小.     

刑事公诉和解中当事人主体地位之考量

作为一种体现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平等保护司法理念的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方式,一直颇受争议的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在立法上得到最终确认,这一立法的变化是刑事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当事人诉权和程序性主体理念对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在把握公诉和解当事人主体地位时,必须正确认识刑事公诉和解程序的不独立性,准确理解刑事公诉和解对证据制度的冲击。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础之上,通过加大对当事人程序性主体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以及强化刑事和解中公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两个方面来实现当事人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同性婚姻人权之纬

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被称为继妇女和有色人种权益之后的"人权运动的最后堡垒",而其中同性可以结婚往往又被视为同性恋者平等权益斗争的最高目的。同性婚姻作为同性恋者的最高权利主张,在世界范围之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张力,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和司法判例确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由于同性婚姻与人权中自由权、平等权及和谐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相吻合的,我们可以得出同性婚姻权应该是一种人权的结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防范——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和排除程序上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与国际人权保障标准有一定距离.更重要的是,在配套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有困难.我国应该在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完善其他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以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树立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看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形式之一,尊重主权、保护人权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有关国家在引渡过程中应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充分保障被请求引渡对象的人权.     

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在我国的建构

程序选择权是体现刑事被告人诉讼主体性、参与性的一项诉讼权利,由于其涉及某些刑事程序的展开或某种刑事诉讼制度的实施,西方法治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均重视和赋予了被告人以该权利。在我国,由于传统诉讼文化、现行诉讼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不管是审判程序还是审理方式,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均处于缺失状态,从而导致不少问题。鉴于此,我国应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合理建构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     

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我国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对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持肯定态度.我国应当在法律中明确地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同时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     

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理念——透视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第一案

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有一种过多关注和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倾向,被害人的尊严和利益反而受到忽视。如果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弱势群体,需要通过控辩均衡以维护被告人的利益,那么被害人从犯罪行为实施那一刻起就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调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就是聆听被害人声音的过程,还被害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公正的过程。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一方面对各主要法系的制度和国际惯例兼容并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探索其自身的审判理念。     

试探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近代以来,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逐渐由惩罚、控制犯罪转向保障和维护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价值的重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的变化直接体现着刑事诉讼文明化、法制化的进程,而真正表征这一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中国特色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为范围相对有限、地位不鲜明、质量提升有限、保障措施不力等.这为刑事法律援助现代化的立法完善明确了重点和方向.确立刑事法律援助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石,确保法律援助立法契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可真正裨益于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体系.遵循充分保障辩护权的立法指导理念,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二元立法结构,有利于集中优化包括律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法律援助质量评估等在内的保障措施,做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的技术衔接.     

被告人口供价值实现的程序保障研究

被告人口供对于公正和效率,秩序和自由等价值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必须通过合理的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不分有无被告人口供,一律适用同样的审理程序,则起不到案件繁简分流,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     

刑事被告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兼论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

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主体,与控诉方和法院构成了诉讼三方.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刑事被告人与犯罪相联系,认为刑事被告人即是在提起诉讼以后的一审审判阶段因实体性犯罪行为而受到指控的人.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还是刑事被告人,其究竟应为何人,原一审中的刑事被告人在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是否还应是被告,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不明确.本文从刑事被告人概念入手,分析了刑事被告人身份确定的依据,认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并论证了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从而拓展了通常意义上刑事被告人的范围,以期促进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构建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