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青海回族军阀是一支活跃在近代西北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割据势力。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以来西北动荡的政局、西北雄厚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社会经济衰落造成的农民破产和游离以及青海回族军阀三代的军事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及事件的述评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缺乏从军事角度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拟从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及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对军阀体制下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再审视(上)

文章认为,晚发外生型的西北甘宁青早期现代化,是回族军阀在主流社会推动下的非自觉行为,他们在现代化推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导向作用。但由于回族军阀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其自身的封建传统因素成为导致甘宁青地区现代化夭折的主要原因;而宗教和世俗因素的盘根错节,又使得回族军阀在惰性和变力之间摇摆不定,增加了现代化的曲折;另外,回族军阀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价值,他们与国民政府间存在向心和离·心的二元倾向,表明他们不可能最终完成现代化的领导重任。甘宁青早期现代化的最大成就,是启动了该地区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为20世纪中期以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观念基础。     

立法与理论：关于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合同变更权

情势变更原则授予合同中受情势变更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合同变更权 ;外国 (地区 )法律中有的规定该当事人对它可以直接行使 ,有的规定其对它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行使 ,有的规定它的行使对象仅限于数量条款 ,有的规定变更权行使对象为合同全部条款。外国 (地区 )法学界有人认为该变更权是一项虽符合公平要求但对社会经济秩序不利的合同权利 ;有人认为应将经变更后的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显得公平确定为这一权利的行使条件 ;有人认为由它的行使所体现的效力只是情势变更原则的第一次效力 ;笔者认为该变更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它的出现对大陆法系合同法理论中的合同定义的正确性提出了挑战。     

临夏回族妇女发展观念的田野调查

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临夏回族妇女思维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较大影响,了解和考察该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层面、不同伊斯兰教派回族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发展情况,对促进临夏回族妇女的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联合”问题的商榷

清朝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年)在陕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是回族人民不堪清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而进行的一次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过去有的论著把这次起义说成是“联合”汉族人民进行的起义。韩敏、邵宏谟二同志在《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一文中,也把这次起义说成是“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     

甘、宁、青回族军阀述略

提起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回族军阀,一般人皆称之为西北“五马”,或曰“马家军”;又有人因为他们同是甘肃省河州西乡人(河州今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都为回族,所以认为他们是一个家族中的父兄子侄关系。实际上他们分属于在祖源上互不相关的三大家族。正因为存在前面所说的种种误解,就很有必要将西北“三马”军阀的关系搞清楚。一、马占鳌家族——西北回族军阀的祖 马占鳌(1830车—1886):字魁峰,又字鼎臣,经名阿卜杜力阿基兹。祖籍陕西省大荔县王阁庄人。清代初年,其先人马希超者经商于河州,后辈即入籍河州,世居于漠尼沟何家庄(今属临夏县)。至他祖父辈时,才开始以传教为业。本人家境贫寒,自幼入寺     

渭华起义史略

渭华起义是1928年5月至6月在陕西省的渭南及华县地区爆发的。它是在“八七”会议后,由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中共陕东特委及刘志丹、唐澍、刘继曾等同志具体领导下进行的。渭华起义是由农民暴动和军队武装起义相结合进行的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     

对军阀体制下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再审视(下)

文章认为，晚发外生型的西北甘宁青早期现代化，是回族军阀在主流社会推动下的非自觉行为，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导向作用。但由于回族军阀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其自身的封建传统因素成为导致甘宁青地区现代化夭折的主要原因；而宗教和世俗因素的盘根错节，又使得回族军阀在惰性和变力之间摇摆不定，增加了现代化的曲折。另外，回族军阀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性，他们与国民政府间存在向心和离心的二元倾向，表明他们不可能最终完成现代化的领导重任。甘宁青早期现代化的最大成就，是启动了该地区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为20世纪中期以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观念基础。     

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性质的再探讨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甘爆发的回民起义,是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重要方面军。对其历史作用,史学界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是,对这次起义性质的看法,却有着较大的分歧。1963年,我曾著文认为,这是一次“反抗清的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指出:“这次起义具有突出的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点”。有的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另外,也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     

有关《五人墓碑记》的几则史料

发生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三月十八日的“五人义”事件,是继发生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葛成事件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明王朝暴政的群众运动。这个事件的发生,下距明王朝的覆亡,仅十八年。应该承认,葛成领     

茶马古道的松潘回族与伊斯兰教

松潘是川西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历史上就是藏、汉、羌文化交汇之边地。元明清以来,随着回族移民不断迁徙进入松潘,松潘成为藏、汉、羌、回多元族群交汇之地。文章通过对元明清以来茶马古道松潘地区回族的迁徙,松潘回族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回族文化名人的考察,认为松潘回族伊斯兰教与松潘地域文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傅鼐“治苗”政策述评——兼析与和琳《善后章程》的异同

清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湘西及毗邻的黔、川边苗族地区,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苗民反抗斗争,史称“乾嘉起义”。这次起义有数十万苗民投入战斗,席卷湘、黔、川三省十余厅、县,给清朝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廷先后调动七省近二十万大军“进剿”,历经大小百余战,折将损兵,耗费大量物资财力,起义才得以平息。镇压了大规模苗民武装反抗以后,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审时度势,制订和实行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恢复和重建清王朝在“苗疆”的统治秩序,维持并进一步加强对苗民的统治和防范,这是清朝统治者当时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而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傅鼐完成的。本文特就傅鼐的“治苗”政策略加述评。     

西南地区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二刘之战述评

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矛盾尖锐的总爆发,发生于1932年,时间长迭一年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是西南地区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二刘之战给四川人民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二十世纪初延边地区的“三·一三”运动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朝鲜“三·一”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延边地区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运动。这次运动是延边各族人民自发的,并有朝鲜民族主义者参加的中朝两国人民联合进行的斗争。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延边的侵入,充分显示了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不甘心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是延边各族人民谱写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的光辉篇章之一。     

论自立军的性质与特点——兼论唐才常的矛盾思想

一九○○年,由自立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与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由于种种原因,各路起义军先后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作用以及对自立军主要领导人唐才常的历史评价问题,史学界长期存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有人则认为自立军的起事宗旨是勤王,因而它是一次反动的勤王运动;有的认为唐才常一生从未超出改良主义范围;有的又认为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已逐步实现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在这篇文章里,我想着重谈谈自立军运动的性质与特点,並兼论唐才常的矛盾思想以及对自立军的影响,以此请教于史学界的老前辈。     

论南宋黑风峒瑶族人民起义

南宋偏安江南,加重搜刮民财,榨取民力,湖南郴州与赣粤毗邻地区的瑶族与汉族人民,不堪苛暴繁重的聚敛,时常奋起进行武装反抗。南宋宁宗开禧三年至嘉定四年(1207—1211年)爆发的由瑶族首领罗世传、李元砺在黑风峒(今湖南桂东)领导发动的瑶民起义,是南宋瑶民武装起义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一次。     

乾隆十一年固原营兵劫掠案及其影响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固原发生了兵丁因操演过严及粮饷发放迟缓而引发的“营兵纠众夜劫提督并抢掠铺户案（简称‘营兵劫掠案’）”。这原本是由于清廷弊政而导致的诸多事件中的一例,但由于固原是回、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区,且固原营兵中有相当多的回族士兵,致使这一事件被广西提督豆斌等地方官吏歪曲为是由于“其中大半回民”而发起的“夺门闹市案”。对此事件的处理,不仅关乎固原地方的稳定,也关乎清政府对回族的基本政策。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处理对策及其影响进行考述。     

论甘宁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回族为例

消除贫困是西部大开发的任务之一。消除贫困的关键在于认识贫困 ,提出脱贫的对策。西北回族农村的农民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他们属于社会底层 ,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通过对甘肃省临夏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农村聚居区的问卷调查 ,更加深了我们对回族农民贫困的认识。回族农民的贫困制约着西北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 ,对贫困的理性认识是真正揭示贫困根源的途径。摆脱贫困既是指社会弱者在经济上需要摆脱困境 ,还包括个体对教育、文化、娱乐、平等互利、自我发展等精神上的追求。本文认为 ,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目前消除农村贫困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临夏方言的叠音名词和叠音形容词

甘肃临夏地区回汉杂居,各占其半,虽同操临夏方言,但在词汇、语音方面有一定差异。我们权称这种差异为临夏方言的“汉民腔”和“回民腔”(以下简称为“汉腔”和“回腔)。汉腔以临夏市旧城城内话为代表,回腔以旧城南关八坊话为代表。本文即取材于这两处。临夏方言叠音名词和叠音形容词在语音形式方面两腔之差也有所表现,下文如不明言汉腔回腔如何,则为一致者。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阐述本文题目所指内容: 1、意义和结构特征 1.1 先看几句临夏话:车车门上放着哩。(车儿在门口放着。)|桌子撑撑是榆木     

白鹿庄在何处?——考韩山童、刘福通开始组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地点

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武装起义成千上万,其中涉及地区很广,坚持时间较长,对当时和后世都曾发生深远影响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光辉文献中提到过的就有十余起。由韩山童、刘福通发起而由朱元璋最后完成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就是这十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