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论词的故实与富贵态略释

李清照《词论》篇幅不长,但聚讼不少。其词“别是一家”之说,虽经众多学者致力探究,但细察之下,其内涵仍有缺失。本文追溯了“故实”一词的历史渊源,总结出其有“故事之是者”、“旧物之善者”及一般意义上的典故三种意思,而唐宋时期使用“故实”多侧重前二意。李清照是从讲究情感厚度的角度来要求运用“故实”的。而“富贵态”不仅强调表现盛世之音,更强调表达上的雍容自如。在补充了这一层理论内涵的“别是一家”之说,对于推测《词论》的写作年代,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论何逊诗歌的两类声律模式

何逊作为“永明体”诗歌的创作者,重视诗歌声律,尝试不同声律模式的运用,积极推动诗歌的格律化进程。利用现代诗律学知识,对何逊诗歌声律模式进行探索,能明确何逊于格律化进程的作用与意义,亦能对“永明体”诗歌的声律本质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扬州八怪中”两位徽州画家

“千古风流之地”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清康熙、乾隆年间经济文化鼎盛时期。扬州经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徽商。一部描写扬州乾隆时代实况的《扬州画舫录》，其中记载的徽商和徽籍文化人占着很大的比例。在我国画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扬州八怪”就有其中两位徽州人，一个是休宁的汪士慎，一个是歙县的罗聘。     

《尚书·禹贡》"织贝"考

《尚书·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其所记扬州土贡“织贝”本是产自海南岛的木棉织品,与《后汉书》中的“广幅布”实为一类。我国木棉早在先秦时期即从印度传入,记音“吉贝”,文献又常省称“贝”,“织贝”就是织木棉成布之意,织为动词,贝为吉贝省称,久之,织贝又用为名词,指代当地以木棉(贝)为原料的布。至今海南岛仍有织贝、吉贝的叫法,印证了海南岛悠久的木棉纺织历史。考之文献,《禹贡》中扬州南海卉服之岛夷就是海南岛的原住民,也为织贝出海南增添了证据。     

沈约诗歌简论

沈约在齐梁时以诗名,与任昉享有“沈诗任笔”之誉。梁元帝萧绎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眺、何逊。”可见沈约一生写作了许多好诗。沈约诗作到底有多少?可从他诗文的结集与散佚情况推知。《梁书》和《南史》的《沈约传》都记载有“文集一百卷”,《隋书·经籍志》连目录作一百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     

南朝乐府中的“扬州”

南朝乐府《吴声西曲》中有不少诗提到“扬州”,如“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懊侬歌》)“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不断流。”(《莫愁歌》)“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襄阳乐》)这里的“扬州”并不是隋唐以来的扬州,如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隋唐以来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来扬州寻访鉴真大和尚遗址的时期,扬州正是“沦陷区”,该时,四邻多垒,不可能自由舒     

岛夷释

今本《尚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西汉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后人据此考订岛夷方位,有以冀州岛夷为靺鞨,地在我国东北;扬州岛夷为日本以及渤海诸岛(《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又有以冀州岛夷为朝鲜,扬州岛夷为日本(清胡渭《禹贡锥指》卷2、卷6)。近周维衍同志发表《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主张扬州岛夷为台     

伦理之"道"与个体之"德"

伦理之“道”是体现在各种实存的伦理关系之中的“道”,随现实伦理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个体之“德”是不断获得与修正伦理之“道”的动态过程,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德性。二者的相互转换遵循“伦理关系—道—个体—德—伦理关系”的循环路线,群体与个体各自发挥不同的重要作用,共同推动“道”与“德”的发展与进步。     

论"织贝"出海南

《尚书·禹贡》中记载天下九州物产土贡时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南宋蔡沈《书经集传》释织贝为锦名,“织为贝文”,亦即织有贝形纹的锦,《诗经》中有贝锦。是说影响较大,但是,织有贝纹的锦可以称贝锦,而称作织贝则不合于中国古代对于织物的命名习惯。蔡氏又说:“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根据汉以后文献记载,我国两广、福建、海南一带居民称木棉或木棉布为吉贝或古贝(吉、古字形相似、古音相近导致讹混),最早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提到闽人呼棉为吉贝,同期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五…     

民"自然"君"无为"——《老子》政治哲学发微

《老子》哲学以“自然”、“无为”为核心观念而展开的思想体系根本上属于政治哲学。形而上之“道”下贯、落实于社会政治领域而为政治之最高原则,而道之“自然”亦最终指向被统治者民。由于“自然”乃自本、自根、自主、自成、自由之义,深蕴主体性思想的义理,故民“自然”的观点其实确立起人民乃政治主体即民主之政治原则。“无为”则指向统治者君,为其从政、执政之道德准则。君“无为”乃民“自然”的逻辑必然要求。“无为”之治本质上乃民意政治,其中蕴涵着权力制约的精神。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张载"性"论四题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命题中:一是“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这可以理解为张载给“性”下的定义;二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张载“性”论的主要特点;三是“性即天道”,这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张载“性”论中的体现;四是“性率天地”,这是张载人性学说的理论依据。     

"寡人"、"不榖"之义

人们通常把“寡人”释为“寡德之人” ,把“不”释为“不善”。如《辞源》“寡人”条 :“寡德之人。”“不”条 :“不善。”《汉语大词典》“不”条 :“不善。”但是我们认为“寡人”、“不”都应当释为“孤单之人”、“孤寡之人”。第一 ,“寡”只有“少”、“单”之义 ,不含“德”义。《尔雅·释诂下》 :“希寡鲜 ,罕也。”“鲜 ,寡也。”高诱注《吕氏春秋·士容》 :“孤、寡 ,谦称也。”龚自珍《最录尚书古文序写定本》 :“寡者 ,无二无匹最尊之词。”显然“寡”只有孤单之义而没有德之含义。《辞源》等增加了德之含义 ,属增义为…     

"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 从"以文为诗"到"以文为词"

王国维以稼轩比昌黎,可启发人们对他们两人共同性的认识即分别在诗、词领域以“破体”别造新境。稼轩之“以文为词”如昌黎之“以文为诗”,这既根源于两人政治—文化性格的相近,也体现出“养气”、“积学”等文学观及“破体为诗”和“破体为词”之创作手法的相似。     

对《天宝文学编年史》一点辨正

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第一五○——一五一页记载了李白天宝十三年春夏之间的交游事迹,谓“李白本年五十四岁。春游金陵,与江宁令杨利物同游玄武湖,有诗纪之。五月到扬州,与魏万(后改名颢)相遇。”这段记载与事实是大相径庭的。首先,李白“五月到扬州,与魏万相遇”,就是明显错误的。熊氏只抓住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五月造我语”一句认定是年五月是魏万初访李白的时间,并推论李白“五月到扬州”。其实,这里“五月”犹言数月,王琦说:“太白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佁儗人’是其相处之久,自春徂夏,凡数月……”(王琦《李太白年谱》天宝十三年下注)是正确的。由于此诗未能提供答案,应该再读一读当事人魏万赠李白诗,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对此说得十分确定:“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参证李白赠诗之小序,所转述魏万行踪正与相合。由此判断:李白并非“五月到扬州”,而是春天已在扬州,     

《文心雕龙》"道"、"术"论

“道”与“术”是《文心雕龙》的基本范畴。刘勰在书中以《老子》强调客观规律性的“自然”说和《周易》强调主体能动性的“三才”说为哲学基础,阐述了其“立文之道”和“驭文之术”,即以“道”统“术”说。本文即试图解析其“原道”说和“总术”说中可供借鉴的精华。     

从“遗书”整理看晚清国粹派的学术思想

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交,面对古籍散佚,传统学术零落的状况,国粹派奋起整理“遗书”,他们收集宋明遗民著作,排抵专制学术,强调稗史对保存故实的作用,重视中华群萃。国粹派对“遗书”的整理反映了国粹派学人的“国粹”观念,“国粹”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反叛文化专制,提倡新史学,期望由存真而至美善地“复兴古学”。国粹派“保存国粹”与“复兴古学”的本意不是守旧,而是希望从传统学术中寻找到接引文化转型的元素。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古学复兴”的重心由排满转向了留真,国粹派虽然没有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学术由经入史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