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的社会救济与善后

作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于1945年在山东省青岛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的组织系统由赈务、储运、卫生、总务构成,经费与物资来源共有三处：总署配拨、分署自购和各界捐助,其业务活动大致可分为救济贫苦难民、辅助医疗卫生机构、复兴农业、振兴工业几方面。     

蒋廷黻对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贡献

蒋廷黻作为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领导者,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联总协定》的签字仪式、出席联总成立大会、积极递交议案、参加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演讲等重要活动,并通过不同方式,阐述了有关的主张,包括联总的使命、战后中国的需要、动员美国多出力等方面。蒋廷黻为联总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总湖南分署善后救济机制探析

抗日战争结束后,寇灾和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严重破坏了湖南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有近千万人亟待救济,被破坏的各行各业亟待复原.战后成立的行总湖南分署承担起湖南善后救济的职责任务.在行总的领导下,不断调整完善组织机构,整合善救资源,协同多元主体,利用联总捐赠的物资开展多种形式的善后救济业务,逐渐形成了"轻重缓急""寓救济与善后""摸石头过河""多元协同"的善后救济机制,挽救了数百万灾民的生命,奠定了农业、交通、医疗卫生、工业、社会福利等发展的基础,基本完成了善后救济任务.当然,受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行总湖南分署的善后救济机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未建立善后救济辅助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自主权不足等等.     

六十年与共和国风雨同行

正我生于1921年,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数学系。抗战时期,我的伯父孙越崎支援抗战并开发大后方煤业,到四川任天府煤矿等四个煤矿的总经理,我也随其到大后方读书,于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曾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父亲孙英坡叫我回北平接手福兴面粉厂。此后的60年,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抗战胜利后青岛区的社会救济与社会恢复——以鲁青分署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社会救济和重建的任务艰巨而迫切.设在青岛的鲁青分署围绕急赈、特赈、以工代赈等救济形式,开展了积极的社会救济和善后重建工作.青岛区是山东省最先实施救济的地区,自始至终都是分署工作的重心,社会多方由此受益.但由于受国内政治等因素制约,分署不得不同时应对抗战救济和内战救济两大任务,疲于紧急救济,以致善后成效有限.     

抗战胜利后河南泛区复兴与农业机械化的开端——以扶沟县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军队为阻挡日本军队的进攻,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水肆虐三省44个县市。在河南省,扶沟县受灾最重。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制订复兴计划,要建设现代化农业,并向黄泛区派去了复耕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实施援助,为复耕队配备先进的农业机械并派遣技术人员负责培训当地中国人做机械师和驾驶员。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这批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受过正规训练的技术人员由新政府接管,为新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做出贡献。     

行总湖南分署与战后湖南卫生医疗的善后救济

抗战胜利后，行总湖南分署在湖南卫生医疗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卫生医疗系统近乎瘫痪的情形下，利用联总等捐赠的物资，在卫生医疗机构的修复和新建、医疗救济、卫生防疫、医护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善后救济，推动了卫生医疗机构的复员和发展，缓解了医疗供需关系紧张的窘境，遏制了疫疠的大范围传播，医治了数以万计的灾民和过境难民。这些不俗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总湖南分署探索出的轻重缓急的善救策略、寓救济于善后的善救模式和多元协同的善救机制。     

浅析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西欧援助形式的变化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开始了战后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经济援助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复兴计划,它对战后欧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美国进一步控制西欧对抗苏联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府认识到仅仅依靠经济援助不足以抵制苏联的威胁,因而又将援助重点转向了军事援助,希望在军事实力上与苏联抗衡.由于援助重点的转移,双方的对抗也进一步升级.     

新中国初期陈云救灾防灾思想述论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地严重的灾荒使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饱受威胁.陈云以救灾防灾为中心,积极领导了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并提出了相关的救济灾荒问题的举措或办法,如组织粮食大调运、实行国家救济与灾民生产自救相结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大规模兴修水利等,既为新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给后来的经济思想家们以积极的借鉴.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1945～1949)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对华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败局.通过对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制订、实施过程所进行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可以揭示出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失败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这是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援助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