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化世界——北大版《胡适文集》编后感言

本文从学术文化视角综论胡适,确认他属于２０世纪中国“卡里斯玛”型的文化人物。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１８９１－１９１７）是其学业的准备阶段,前期（１９１７－１９３７）胡适在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运动中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从事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典范。二三十年代,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后期（１９３７－１９６２）胡适的学术重点放在《水经注》考证,其影响力远不如从前。他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他对学术独立的坚定信念,为建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胡适与陈独秀的翻译活动及思想对比探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及文化传播活动极其频繁,历史和文化因素使得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和策略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及文艺复兴先驱以翻译为手段,大量引进西方文学作品,介绍先进文化思潮,极大地推动了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但二人的翻译思想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以胡适与胡晋接等来往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直与徽州学人有着密切往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他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教师黄宗培等有数份书信往来,共同探讨文学改良、白话文等问题.胡晋接、黄宗培坚定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但由于在办学上秉持新旧平衡的理念,以及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办学方针,他们对“新文化”的一些观念并不认同,在新文化运动愈加激进后,他们在微观操作层面持折中、节制的态度.安徽省立二师是其时徽州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从中可见一斑.     

历史境遇与文化氛围——新文化运动前夜的安徽

在新文化运动中,安徽是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通过考察新文化运动之前安徽的政治、经济及教育情况,分析地域文化的差异和西方教会文化的影响,探究新学堂的兴办、西化教育体系的确立以及留学生群体带来的改变,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安徽从社会文化结构、文化氛围等方面都为新文化运动在本土的发生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文化场,也为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推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力量之源。     

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

朱希祖1920年夏至1931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要创办者.其间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制定北大史学系的课程体系,延聘名师,在教学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加强社会科学和史学理论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为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愤慨离开北大史学系的原因主要是门派矛盾所致.他对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创建之功,不可磨灭.     

自由与保守之间——解读胡适的党际关系主张

胡适关于党际关系的言论是少而低调的。胡适的党际关系主张存在较大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紧张。在自由和保守之间胡适慎重地思考着现实政治中的党际关系问题,努力寻找实现政党政治的现实推动力,但结果使他失望。     

传统考据与现代启蒙——关于胡适章回小说研究的再思考

胡适在1920—1936年间对一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进行了细致周详的考据。在小说考据中,胡适试图用＂科学的＂方法为建立新的中国学术范式树立一个榜样,这一学术实践,体现出胡适试图以学术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利器的不懈努力。     

胡适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

文章全面系统地描述与评价了自“五四”以来有关胡适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活动与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将胡适研究分为始发期、形成期、混乱期与发展期,并分析总结了各个时期研究的特征及其原因;最后针对性地阐述了有关胡适研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问题。回顾胡适研究的历史,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具有某种反思意义     

胡适在京的六处寓所

胡适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1917年－1949年,胡适三次受聘于北京大学,前后工作了19年,历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英文部教授会主任、代理教务长、     

哲学需要方法的革命——从胡适治学与方法论的关系看

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里开创了许多新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适取得的成就与其“方法”论有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要完全归功于其方法论。胡适治学,首重方法,一生围绕方法这个观念打转;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善事之利器;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功则证明了其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创新方法的重要性。这些启示我们要进行学术方法的不断革新。     

再探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及其它——与闻学峰先生商榷

对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的认识历来颇多分歧.闻学峰的《创办人、编辑人还是撰稿人——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再探》一文通过史料爬梳与考证,将胡适定位为《现代评论》的“撰稿人”,并进而认为“把胡适称为‘现代评论派’的骨干或领袖是有欠公允的,更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对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这一判断,以及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对于《现代评论》的创办缘起与《现代评论》的政治姿态的阐发有值得商榷之处.     

与历史博弈：“扩大会议”时期的胡适

＂人权运动＂时期,胡适制定约法的主张与汪精卫关于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不谋而合。1930年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让胡适看到了在中国实践＂宪政＂的希望。为促进中国民主主义的实现,他参与南北之间的政治博弈。胡适的目的是站在党外的政治立场上,促成＂一个政府＂的实现,不希望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积极促成约法起草,给蒋介石集团造成舆论压力,尽快实现民主政治。虽然最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胡适借助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机会,进一步宣扬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     

自由主义与禅——以胡适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为例

以胡适禅宗研究为个案,研究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与传统自由思想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胡适的禅宗研究虽然缺乏思想深度,但他的自由主义理论与禅宗存在关联,胡适要求政治与文化自由,这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主要进展,但胡适并没有意识到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也能找到它的参照.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继承、批判与超越 ——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对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继承、批判与超越——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时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