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句成语中的虚词初探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诗歌的教学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英国思想家费兰西斯·培根也曾说道:诗歌使人巧慧。诗是用以抒情达志的文体。诚如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尧典》)诗余为词,词余为曲。就广义而论,诗也包括词曲。诗词曲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我们伟大的祖先及其杰出的诗人们,在这神     

识济其胆，力载其才——略论苏轼对词风的革新

苏轼词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婉约”和“豪放”两种词风。唐五代乃至宋初,词被视为“小技”,而苏轼在“以诗为词”的泛文学观念引导下,完成了在词前添加小序、以词人性情为始归、冲破词须协律的限制,使词具备了创作主体特殊的情感特征。他在词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诗、文、史,而且使词能够与诗、文表现相同内容,从而使得词体日尊。清代叶燮,作为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在《原诗》中提出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即才、胆、识、力理论,而且认为只有四者交相为济,方可使人登作者之坛。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由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莫友芝《影山词》三题

莫友芝(1811—1871),贵州遵义人,字子,自号亭,又号紫泉,晚号叟。一般人都知道他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因此多推重他的目录学著作和诗歌作品,而于其词作甚少留意。其实就抒发情意的婉曲而言,词比诗有着传统优势。莫友芝虽然自谦对词“稍窥门径而才不副意”(《亭遗文》卷二《葑     

郑燮论

今年11月22日是郑燮诞生三百周年。郑燮(1693-1766),扬州兴化人,曾在山东作地方官,以其别号“板桥”行世。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被列为“楚阳三高”之一、“雍嘉七子”之一、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论钱大昕诗歌的题材内容

钱大昕既是学识渊博、专精的学术大师,又在文学创作方面贡献突出,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为“吴中七子”之冠.他一生创作了许多不乏众人啧啧称赞的佳作,题材多样,包括大量的学问诗、时政诗、咏史诗和生活诗,将学术、国事、民生、历史、乃至亲友情谊、生活琐事、身边景物等吟咏成诗.其诗歌创作与经学研究相互渗透和融通,一一打上了汉学的烙印,开辟了学者诗歌新天地,为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

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颇为特殊,千余年来对他的诗歌或誉或訾.誉之者认为“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胃。”、“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言,屈宋之遗响,盖得之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訾之者却认为“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诗人论少陵忠君爱国,一饭不忘;而目义山为浪子,以其绮靡华艳,极《玉台》《金楼》之体而已.”直到今天亦复如是:有人恭维他给唐诗在艺术上开辟了新境界;也有人批评他的一     

“以诗为词”析——兼评苏词对词体革新的意义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题酒边词》),使读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他高举革新的大旗,开拓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后来的论者对苏词,每有微词,如与他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及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如《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     

宋琬年表（下）

宋琬是清朝初年著名诗人,创作领域涉及诗、文、词、曲、赋,尤以诗胜。在诗坛上,他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目前学界对宋琬的研究尚非常薄弱,甚至连他的生平也了解得很不够。本文综合宋琬一生所流传下来的诗、文、词、曲、赋,结合史传资料和诸家文集夹注,参考今人学者的部分考证资料,以年表形式对宋琬一生作较详尽的考述。     

宋琬年表（上）

宋琬是清朝初年著名诗人,创作领域涉及诗、文、词、曲、赋,尤以诗胜。在诗坛上,他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目前学界对宋琬的研究尚非常薄弱,甚至连他的生平也了解的很不够。本文综合宋琬一生所流传下来的诗、文、词、曲、赋,结合史传资料和诸家文集夹注,参考今人学者的部分考证资料,以年表形式对宋琬一生作较详尽的考述。     

顾炎武诗中之"易"理

作为明末清初之爱国主义诗人和经史学家的顾炎武，他的诗歌创作是他整个反清复明事业的组成部分，面烂熟于心的儒家经典又是他诗歌深厚意蕴的重要因素。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竟太炎评论他的诗：“不为叹老嗟卑语，不作流连光景词。一代耆儒侪伏郑，更留馀技到风诗”，是颇确切的。顾炎武常以儒家经义入诗，这里只说说他诗中之“易”理。《周易》虽是讲卜筮之书，但寓于诺卦中之思想却很丰富，对自然、社会发展变化之规律，时有精妙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解说。顾炎武对此有极高的评价和独到的见解。他在《与友人论易书》中说：“且夫《易》之…     

唐诗动宾结构义辨

西北师大匡扶先生尝赐余一条幅,上书唐诗一联曰:“枥上骅骝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徐生某君,临寒庐请益,瞻而问曰:“‘嘶鼓角’与‘识风云’动宾相对。‘风云’在目,固可为‘识’之宾语;‘鼓角’闻耳,焉可为‘嘶’所支配哉?”余答之曰:“‘嘶鼓角’形为动宾而与‘识风云’相骈,揆以诗义,实为动补也。‘嘶鼓角’者,嘶于鼓角也。犹今言‘在鼓角声中嘶鸣’也。”是生去,余因思焉。动宾结构,见之英俄诸语,后名自为前动所支配。见之汉语,则不可膠柱,须依义而慎辨之。前动支配后名者,若“观潮”、“听琴”、“饮酒”之类,固率常见之,然前动非支配后名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

前人在对“诗”与“词”作整体比较时,有过许多话头,诸如“诗庄词媚”,“(宋)诗言理而(宋)词言情”,“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等等。但另有一段话则似乎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朱彝尊在《紫云词序》里所发的议论。他说: 昌黎子曰:“快愉之言难工,愁苦之音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     

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鲍照诗风与六朝习尚

鲍照诗歌的乐府部分与五言古诗部分,风格明显不同。对此,前贤已有定论。方植之《昭昧詹言》卷六专论鲍诗,于其五言古颇多“典实”、“沉涩”、“板滞”、“(钅东)”、“奥”等词,于其乐府则无这类评价,而代之以“豪宕”、“壮丽”语。沈德潜云:“鲍明远乐府,抗音吐怀,每成亮节” (《说诗醉语》六六)亦拈出乐府独评。王夫之则更直接了当地指出:“杜陵以‘俊逸’题鲍,为乐府言尔。鲍五言恒得之深秀而失之重涩,初不欲以俊逸自居”。(《古诗评选》)延至当代,仍有论及鲍照诗风者。如张志岳先生的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