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句法结构的语义语用分析——《中国文法要略·词句论》研究

注重语义语用分析 ,是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一书的显著特点。本文从句子整体格局的分析、句子构成成分的分析、句法结构转换的分析三个方面 ,对此书上卷《词句论》中有关古汉语句法结构的语义语用的论述加以考察 ,目的在于深入认识《中国文法要略》独特的语法理论、方法及其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王力与杂文

提到王力先生,一定想起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然后脑海里浮现出他的《古代汉语》(主编)、《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语法纲要》、《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语言学名著,殊不知,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 先生在不惑之年,即抗战后期,曾因日寇侵华,由北京移居西南执教。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先后在《星期评论》、《中央周刊》、《生活导报》、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昆明《央央日报·新天地》和《独立周报》上发表了五十八篇杂文,共计十二万四     

“条件”范畴和表达条件范畴的句子格局

朱德熙先生曾明确指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从形式出发来研究,也可以从意义出发来研究。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中的《表达论》,在我国语言研究史上首创了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本文着重探索汉语表达“条件”语义范畴的句子格局。什么是“条件”范畴?形式逻辑把它列在假言判断之中,规定的条件范畴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语法以逻辑为基础,但并不就是逻     

挖掘汉语特点 探索语法精微──读《主谓谓语句》

（马氏文通赠次系统地论述了汉语语法,揭开了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帷幕。一批学者紧随其后,先后投入汉语语法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把汉语语法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使汉语语法研究侧重于现代汉语。陈承泽提出了汉语中小句（主谓短语）作谓语之说;赵元任先生则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开一代新风,把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了我国;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三部各具特色的语法体系著作先后问世。新中国的成立,使汉语语法的研究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暂拟汉语…     

从《汉语语法论》两个版本看高名凯汉语语法理论的变化

《汉语语法论》是高名凯先生几部重要著作中的头一部,集中体现了他的汉语语法理论。该书成书于1945年,1948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初版,1957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初版和修订版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修订版在四个大方面对初版内容进行增、删、改、换。从这样的内容取舍和扩充来看,高名凯先生汉语语法理论从《汉语语法论》初版到修订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变得更加体系化了,主要体现在对汉语构词法和词类划分的详细讨论和对汉语句法更加详细的阐述上。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高名凯先生也摈弃了一些错误或过时的内容,如＂名词句＂和＂动词句＂的划分。     

关于“拟声词””的归属问题

关于拟声词的问题,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到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高明凯的《汉语语法论》,都没有阐述过这个问题,就是在1956年制订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也仍然没有提及拟声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给拟声词以应有的语法地位。但在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却重视了拟声词(他们叫“象声词”)的研究,在张静先生的《新编现代汉语》和黄伯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中,也承认了拟声词的语法地位,并把它列入形容词的范围。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则认为拟声词有同叹词相近的一面,也有同叹词不同的一面,并把它归     

吕叔湘与《马氏文通》研究

吕叔湘对《马氏文通》研究的贡献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的《中国文法要略》继承和发展了《马氏文通》的语法理论 ,他的《重印〈马氏文通〉序》对《马氏文通》进行了极为恰当的总体评价 ,他为孙玄常著《马氏文通札记》所写的批语体现了他对《马氏文通》研究方法的指导 ,他与王海合编的《马氏文通读本》 ,是《马氏文通》迄今为止的最佳版本 ,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里也闪烁着《马氏文通》研究的许多珠玉。     

“词结”还是“词组”

林玉山同志的《汉语语法学史》一书在评价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时,有这样一段话: “另外,对‘词结’的说法也不严密,他在前面(见《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56年8月修订版,页23)说词结是主语和谓语的结合,在后面(同上,见页85)又把偏正关系看成是‘组合性词结’或‘结合性词组’,把‘盲者之为盲’,‘师之出’,都看成是‘词结’,实在是理论不周、概念混乱,这样组合性和结合关系简直没有什     

评《汉语语法史概要》

潘允中先生的《汉语语法史概要》在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这是继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册》1958年出版后的又一本汉语语法史专著。本文拟对《汉语语法史概要》(以下简称《概要》)进行简略的评论。     

再谈文言文的语言分析

自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理论以来,语言分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我国也陆续出现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新学说,如吕叔湘先生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说(见吕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郭绍虞先生的“语法修辞是一家”说(见郭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朱德熙先生的“结构、语义、表达三平面”说(见朱著《语法答问》),胡裕树、张彬二位先生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说(见二位先生合写的《句子分析漫谈》),等等。这些新理论、新学说给     

我和汉语语法研究

我从1959年进入复旦大学陈望道教授主持的语言研究室起,就踏上了语言研究之路,至今已经是整整50个年头了。在这50年里,我的研究涉及语言理论、语法、词汇、修辞、方言等领域,主攻语法。已出版《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语法理论纲要》、《汉语句子的多角度研究》、《语法述要》、《动词研究》、《动词研究综述》、《汉语动词     

歧义和结构

《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刊登了朱德熙先生《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以下简称《句法歧义》)一文。这篇文章运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探讨汉语语法上的歧义句产生的原因,用符号代表语法词类,描写     

《明清山东方言代词研究》书评

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先生关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说汉语第三身代词》、《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的发表,被誉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黎明"。此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逐步受到重视,有关近代汉语代词的研究     

标记理论用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读沈家煊教授《不对称和标记论》

产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标记理论,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沈家煊先生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是将标记理论运用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本文从主要内容、重要思想、理论特色及研究特点几方面入手,对该书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     

汉语没有单、复句之分主张的先导——纪念《马氏文通》出版90周年

1988年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下简称《文通》)出版90周年。为了纪念,又重读本书(据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下简称《读本》)特别是其中的“句读”论,想根据一些新的体会再论证一下汉语无单句、复句之分的这一主张。笔者1982—1984年几篇文章(《汉语句法分析问题》、《试论以句法结构为纲统一词组和句子结构分析》、《从汉语动词特点谈汉语无单句、复句之分——再论以句法结构为纲统一     

浅论“主之谓”词组

古汉语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主谓词组中间加“之”字,构成“主之谓”格式。对这种格式的主谓词组,杨伯峻先生《文言语法》中说:“之又可以置于主语和谓语之间,一般的用法是把主语似乎变成了与领属性同型的附加成分而句子变为子句。”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称之为“组合式词结”,吕先生说,组合关系(即偏正关系)所形成的词群,叫词     

关于敦煌变文量词语法功能的几个问题

1、引言对量词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汉语发展史的内容，同时对于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也很有帮助。有关量词历史的研究，语言学界的前辈们已作了不少工作。首先是刘世儒先生花了七年时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该书对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量词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王力先生和史存直先生分别在他们的著作《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语法史纲要》中对量词的发展也有专章论述。论文方面有：黄盛璋的《两汉时代的量词》；王兆麟的《古汉语数量词定语后置问题》；【法】游顺钊的《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     

论《马氏文通》的句读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它借鉴拉丁语法的框架,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入手,对古汉语语法进行了全面描写。其语法思想,特别是关于句读的精辟论述,多有创见,对近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领会《文通》句读论的深刻内涵,对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结构上,《文通》可分为两大部分:字类和句读,即词法和句法两部分。在《例言》中马氏曰:“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唯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可见,《文通》用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论字类,完全是为论述句读服务的,句读问题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汉语动词特点谈汉语无单句、复句之分——再论以句法结构为纲统一词组和句子结构分析

《语文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辑刊载了拙作《试论以句法结构为纲统一词组和句子结构分析》(下简称《试论》,本文简称《再论》)。《试论》结合对张静和黄伯荣、廖序东分别主编的两套《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的评述,谈了笔者对汉语句法分析的一些看法。其中说有下面两段话:     

《殷周制度论》新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再考察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商周之际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经典名篇。该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既有总体的肯定与褒扬,也有指摘和质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王氏《殷周制度论》为中国商周史研究建立了一崭新的学术起点和高的水准,学术界对该文的解读和评判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在此过程中,王氏《殷周制度论》的学术经典地位和价值进一步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