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平议

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经证吏”、“辨文体及文风”、“据史事的时代特征断文献记载真伪”、“利用逻辑推理断史事真伪”、“利用文字音韵知识断古籍真伪”等。这些方法,是崔述在古史及古书考证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他的学术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近代、当代学者的相殊与相通——《元史译文证补校注》读后

由于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引,同时也由于学术自身规律发展使然,中国近代学术在清末出现新的转机。在史学领域,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新的变通:其一是治史范围偏离正史故道,西北史地、边疆史、蒙古史成为一时之热门;其二是治史方法上突破以书证书而有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出现,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洪钧受当时学术气氛的熏染,将视野投向蒙元史领域,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在治史方法上突破了明代以来研究元史只限于汉文史料的局限,大胆引用波斯、阿拉伯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研究蒙元史的成果,开辟了外文史料与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互证互补的“证补”之路,不仅使     

金明馆教泽的遗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寅恪先生在寓所“金明馆”开设“元白诗证史”讲席,以口语的形式阐述《元白诗笺证稿》,别开生面。他通过元稹和白居易的著名诗篇探讨唐代社会生活,在时空坐标中考察人事,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作出明确区分,演示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关于杨贵妃入道年月的考辨,事关唐代宫史和王室婚姻的礼仪,并非烦琐之谈,而是解读《长恨歌》应有之义。     

司马迁与古代史研究

司马迁撰写古代史时采取了三种做法 :一是在撰写古代史时注意把“略渐”与详写变化统一起来 ;二是“略古”的目的是删繁就简 ,突出“详变” ,以历史变化观来揭示社会运动中富有规律性的内容 ;三是把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到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提出“发愤说”与身受李陵之祸相关 ,这一价值评判体系虽然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 ,但关注的重点却是现实。在叙述古代史的过程中 ,司马迁关心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以帝王为中心改朝换代的情况 ;二是先秦学术思想发生和发展的情况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创造的研究业绩;其二是他考据史学的方法论.郭沫若对王国维遗留下的“知识产品”,给了很高的评价:“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王国维治史的方法,概括起来在于他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确实具有治学的科学因素.现作初步探索.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略论黄震的考据史学

黄震承袭了朱熹的考证之法,通过本证、他证、理证、存疑等多种方法,对史籍文字、史事是非、史书真伪、地理等多所考证,澄清了很多史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田余庆先生历史研究方法与风格试探

田余庆先生开创了一种有效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他那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政治史研究被誉为典范。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尽量搜集各种史料,运用各种方法考证史料,并恰当运用默证进行审视,积极消化各种反证,网罗历代的相关认识和评论,以找寻灵感,起到渲染气氛的同时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他以历史的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寻找问题及线索,设身处地感悟历史的脉络,揭示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冲突与变化,用准确、凝练的文字表述,以超凡的语言和逻辑功力建构、分析、论证环环相扣,对中国中古史的一些重要现象、事件等给出了近乎完满的解释。其研究风格风貌独特,他兼擅才、学、识、德史家四长,高而平衡,学贯中西,勤学苦思,使他悟通了现代史学的一些精髓,走出了近代。他视野开阔而细节入微,尤其对人性把握细腻透彻,引发了深澈的共鸣。     

王玉哲教授甲骨学研究述评

王玉哲先生是著名的先秦史专家,他对甲骨学的研究成果也受人瞩目.在他的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对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利用甲骨文字材料,对甲骨文反映的殷商时代社会历史诸如方国地理和古代民族、商王名号、王室世系和王位继承制度、奴隶和"众"等社会群体的身份以及商代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探索.对涉及到的甲骨学问题,诸如文字的考证、卜辞的释读、甲骨的分类、周原甲骨的族属和性质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家之言,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从考证谈到红楼梦的评价问题

王国维在一九○○年前後就指出:不能把小说的典型人物用考证眼光来对待,他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於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并且以为只有“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王国维虽然是唯心论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关於这个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可是胡适俞平伯之流却在十年以後,还来考证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而且胡适和能平伯除了琐碎的考据之外,还有一种最有毒的考据,那就是宣传色情的考证。譬如说,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里有“论秦可卿之死”,胡适在他的文存里也有一篇“秦可卿之死”,他们都不是想以这段材料来认识曹雪芹对封建地主家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关于中国近代教案研究方法的反思

一 当今之世,新的时代和变化万千的社会生活,不断地向传统的理论体系提出新的问题。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正出现变革方法论的趋势。历史学,作为一门万古常新的学问。一门似乎无所不包的“唯一的科学”也同样面临着时代的挑战。 中国的近代史与中国的当今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的激荡风云,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认识境地,由近代到现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给我们提出了无数急待深思的研究课题。近代中国的“教案”问题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涉及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封闭与开放的问题;涉及到近代中国的外交问题;涉及到西方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史以及近代中国人民大众反侵略斗争史;涉及到如何评价东来的西方宗教与传教士的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农民阶级在近代社会的历史地位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反洋教农民的排外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问题,……如此等等。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并有必要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进行认真深入的反思,总结传统方法的得与失,扬弃被僵化的某些思维模式。努力探讨新的研究方法论。使教案研究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 综观过去关于“教案”的研究。从方法上看,我们一般使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     

论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及其历史影响

本文对古登堡和他发明的西式活字印刷术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活字印刷术是由中国宋代人毕发明的 ,而古登堡则是公认的活字印刷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技术革新家 ,是西式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西式活字印刷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它的发明把印刷术的发展由古代阶段推进到近代阶段 ,是人类文字信息传播史和社会文明进步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

在 2 0世纪史坛 ,陈寅恪以其学识渊博、治史领域宽广而享有国际声誉。他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诗文证史等方面造诣很高 ,而且在蒙古史、敦煌学、佛经翻译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陈氏之所以能取得杰出的成就 ,乃在于他具有治史的“通识”。其“全面掌握、详辨审取”的史料观 ,自觉地“祛蔽求真”的治史旨趣 ,以及方法论上对“通性之真实”和诗文证史应究明“今典”等所作的精到概括等项 ,对我们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钱江与太谷学派——罗尔纲《钱江考》补正

近代文献对钱江有大量记载 ,其中在记述他与太平天国关系的问题上互相矛盾 :一说他曾入江北清军雷以幕府 ,为之策划“厘捐”以济军需 ,对抗太平军 ,是“厘捐”制度的始作俑者 ;一说相反 ,称他是洪秀全的高级军师 ,在武昌为洪秀全策划了进攻并建都南京的战略。罗尔纲曾因此撰《钱江考》予以考证 ,否定了后说 ,但所据史料不充分 ,问题未根本解决 ,迄今异议仍存。本文运用在太谷学派遗书中发现的新史料 ,考证太平军占领武昌之前到建都南京之后 ,钱江在扬州与张积中、李龙川、雷以均有直接交往 ,补充并纠正了《钱江考》论据的缺失和部分判断的失误。钱江确是“厘捐”的策划者 ,而未加入太平军。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

科学研究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对于占有的资料,必须辨明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以求得研究问题的可靠依据,这就是所谓考证或考据。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学者郭沫若,一生十分重视考证,把它当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他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我国传统的“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等训诂方法,并创造性地联系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国古文字,其功甚伟。他采用“书内求证”与“书外求证”相结合,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