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启示我们:市民社会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辩证对待市民社会的生长,充分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基点的展开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性研究

若欲对市民社会这一主流语式作一深入研究,须把握几个基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的自治及限度、内涵的多层次与包容性、社会的内涵及该理论的历史沿革及实证;而其历史变迁又可归纳为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与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剥离;其历史发展也实践着市民社会的不同层级概念:描述性、规范性与价值性概念;尽管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及中国市民社会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等问题观点不一,虽然简单套用易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扭曲和忽略,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形态间全无共同点,尤其当引入现代性思考维度来思考未来中国发展时,不能说其在中国语境中无意义,市民社会的合理建构是中国现代化须作出的努力。     

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展开—以其对中国社会的参考意义为中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探讨“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兴趣。如何认识1990年代中国市民社会论的理论倾向与特征？从比较社会思想的视点出发,透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历史变迁进行概括和总结,可以为理解中国市民社会论的历史相对性与必然性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转型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转型社会这一角度来探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型关系,并在政治国家至上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转型和主体力量的转换。本文认为,国家至上,政治国家优于市民社会,即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要干预市民社会,要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型关系的主体力量．特。县转趔社会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三维解读

市民社会是青年马克思解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常用术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从哲学维度阐发了以社会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考察,从经济维度诠释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历史维度得出了市民社会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的科学结论。今天,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恢复人的社会主体意识、倡导社会自治,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市民社会演变中的社会治理变革

在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市民社会观念的同时,也宣告了社会治理的"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在反抗绝对国家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与国家相分离,市民社会的形象经历了从政治社会到"需要的体系"的演变,并最终沿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边界确立起了自己与国家的界线.19世纪晚期以后,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趋势发生了变化,国家一步步地侵入社会,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政府与社会相重叠的"行政国家",它标志着国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结构出现了重组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新市民社会".这种新市民社会必将终结国家主义的历史,使社会治理迈入"后国家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