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对其与城市的适应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区389位农民工为例,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城市农民工因制度阻断和角色中断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形成了地域上城市认同度较高,社会关系上的城市群体认同度较低和自我身份定位城市人认同度较低的尴尬社会认同形态.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阶层认同差异,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己的教育程度、务工地区、月工资收入、基本医疗保障状况、社会群体冲突感以及对未来三年生活的预期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有显著的影响。要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评价,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农民工自身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同时,降低其社会冲突感并提升其生活预期。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概念没有统一认同,并且由于研究目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对城市归属感的变量处理也不同。归纳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内涵,通过调查数据评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基本状况,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通过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民工方言技能培养等方式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流,在社会网络关系层面加强互动,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2015年囯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的15 000个流动人口样本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多模型的横向、纵向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支出水平、流动范围、流动时间、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以及本地朋友数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应采取加强对流动人口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居住意愿。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比较分析对象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存在诸多影响因素。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非农业人口、绿化覆盖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这四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第三产业产值两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的作用方向相异;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用地扩展的差异性较大。未来我国城市用地扩展的调控重点在于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重视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建设和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     

女性农民工法律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女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是农民工法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珠三角地区女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法律认知得分越高;外资企业和管理岗位的工作经历有利于提高法律认知水平;地缘网络而非网络规模对法律认知水平有促进作用;女农民工的正式组织参与有利于提高她们的法律认知水平,而非正式组织参与则对其法律认知水平没有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继续教育、技能培训和参与正式组织等方式来不断提高女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从而使她们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社会。     

长江三角洲城市创新关联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创新关联是创新主体合作和知识技术溢出的一种空间路径,影响区域的协同创新能力。借助专利合作数据,利用SNA和QAP方法探究长三角城市创新关联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创新联系由早期的省内核心城市辐射式合作转向不同等级城市节点间的多层、多向合作,但文化区边界的屏蔽效应明显,逐渐形成"核心-边缘"网络结构;(2)地理距离对城市创新关联仍然起到阻碍作用,创新制度差异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文化差异成为城市创新关联的重要隐性壁垒;(3)研究结果启示应在相似或互补的邻近地区建立更广泛的社区,培养地方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实现创新资源跨区整合配置,扩大创新溢出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新一代主力军,其城市社会融入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通过问卷调查,采用实证方法分析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现状,梳理出影响城市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平等享有合法权利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能够与城镇居民同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中小城市进行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影响因素, 在度量分地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的强弱直接影响城市群竞争力的强弱,进而影响一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因此,为了提高我国城市群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加强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就显得非常重要。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有活力的城市群之一,研究其经济联系强度不仅有助于继续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且对其他城市群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应用引力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分析得出,无论从GDP考察还是从人口考察,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逐步加强,并且充分体现出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但深圳作为另一个中心城市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与本地人的研究,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新概念。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显示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不同的两个系统,笔者称之为“二元社区”。二元社区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寄生性”经济,一是“地方本位”政策。最后提出二元社区可能引发的问题。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