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先验仁义观的内在矛盾及其化解

孟子推崇孔子,其核心思想也正是“仁”,并且通过“良知”“良能”赋予其先验性质。孟子从先验的立场把仁归结为人心的本质,但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论证方法,使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这个矛盾最终依托君子以心养心的人格品质,完成先验仁义观的自我构建。     

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儒家的"仁内义外"说

传统观点认为,"仁内义外"是告子的学说,因而不为儒家研究者所重视.从郭店楚简可以看出,"仁内义外"是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结合楚简与文献,我们认为先秦儒家关于仁义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内外相分到内外合一,再到内外相分的反复过程.孔子已有了"仁内义外"的思想,从子思至孟子,仁义之间的内外关系完全消融,二者皆根于心.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又强调礼义的外在规范性,回到了传统儒家"仁内义外"的思路上.     

义内义外与道德内在主义——孟子与告子仁义内外争辩的伦理学意蕴

《孟子·告子上》有两段文字是孟子与告子关于仁义内在外在的争辩,本文着力于分析这两段文字,表明这一争辩是孟告人性之争的进一步延伸,突出孟子与告子在人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同时考察这两个人各自提出义内义外观点的深层原因,并进而阐述道德内在主义的含义,由此挖掘孟告有关仁义内外之辩的伦理学意蕴。     

论“仁义内外”的两个理论维度 对公共生活道德建设的启示

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关于"仁义内外"的议题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一是道德情操何由发生的问题,二是仁与义的特征和施行范围的问题.前一维度由孟子奠基得到了传统道德哲学充分的理论关照,后一由"义"价值所发展的探究社会生活行为原理的研究却浅尝辙止,而这正是转型期的中国伦理学将对公共生活道德问题的探究置于优先地位而不得不重视的一个维度.     

孟子思想中“仁义”与现实联系的中介——“时”

孟子思想中仁义的实现离不开对时的把握。孟子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身、家、国、天下这四个层面。在身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个体行为不应拘泥于仁义之名;在家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拘泥于人伦之名;在天下与国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执政者不应拘泥于尊卑有别之名。     

宋襄公畸形"仁义"心态之文化内涵解析

宋襄公以"让国"而博得"仁义"之名,宋楚泓水之战又以"仁义"而败覆.他的"让国",似乎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泓水落败,却又暴露出一个阴谋家的愚蠢.其实,自矜仁义的宋襄公是一个凶狠残忍的伪君子.宋襄公这种畸形的"仁义"心态,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其产生的特殊原因.     

董仲舒的仁义观

仁义是董仲舒五常之道的核心,二者的特定内涵及交互作用对他的整个道德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董仲舒提出仁义结合的处世之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分别内外,厘定界线,发展了儒家的“人际关系学”及道德修养理论;他的这种仁义观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有利于理想人格模式的塑造,有利于普遍伦理的建设。     

论道家的仁义观--兼论道儒仁义观的区别

学界一般认为,儒家提倡仁义,而道家反对仁义。这一观点不能成立。老庄不仅不反对仁义,而且其行仁行义的标准还要高于儒家,道家主张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仁义行为。但由于道家的仁义观带有理想化色彩,因而在现实生活中,道家的这一观点远远不如儒家的实用。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当代正义论视角下的儒家仁义观与仁政说

学界讨论儒家正义论思想的时候往往直接以孔子、孟子的相关论述为基础,这一做法可能是成问题的。制度伦理是一种通过制度来保证公正、平等的思想诉求,而在孔子、孟子的思想中,这一维度整体而言是缺失的。孔子、孟子有关仁义的思想是围绕人的行为与德性展开的,而他们的仁政思想则立足于为政的策略以及具体的制度,不同于作为制度建构原则的制度伦理。不仅如此,作为儒家思想之源的差等之爱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社会公正,因此,如何从思想上重构儒家制度伦理,是一件急迫而重要的事情。     

论朱升“王霸并举”的治国之道

朱升不仅是元末明初“网罗百家,驰骋千古”的硕儒,也是一位“国家重望”、“辅运名世”的开国功臣,文治武功并著.他在政治上伸张“王霸并举”的治国之道,既承扬了孔孟以来以“王道”之德政治理国家,又积极主张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事实上,朱升的治国之道不仅对朱元璋创建明帝国及其初期政局稳定起到了启运之功,而且在儒家政治发展史上也展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论语·里仁》篇“我未见好仁者”章浅释

对《论语.里仁》篇中“我未见好仁者”这一章,学者的理解不是很不一致,其解释也有许多差异。在参考了多家注释之后,认为本章的章旨在于:仁之境界难至,但为仁之方易行。孔子慨叹世人不知为仁之方,所以未见用其力于仁之人。实际上为仁之方,主要在己心之好恶。如果真心能好仁恶不仁,则其心已至于仁矣。也就是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真心能好仁恶不仁,心志于仁,则用其力于仁没有力不足的。世人以力不足为由而不行仁,实际上是误认为仁在心外,要借外力才能求仁,不知道仁体本在己心之好恶。     

“颜渊问仁”章试诠——从“仁—礼”与“人—己”关系看孔子“仁学”

《论语.颜渊》篇的"颜渊问仁"章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命题,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古今学者多通过对其中"克己"、"复礼"、"为仁"三个思想要素的诠释,阐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从该章所包含的"仁—礼"、"人—己"这两层关系入手探究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他所追求的"仁"与"礼"、"人"与"己"相统一的理论目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周礼已经空洞化、形式化的情势下,孔子要"复"的"礼",是由他赋予了"仁"的内涵并以"仁"加以整合的"礼",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周礼";在"人—己"关系中,孔子强调"为仁由己",特别重视"己",凸显了对儒者"为仁"的自觉与自信的要求,表现了儒学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特点。     

略论孔子“仁”的伦理教育思想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孔子"仁"的伦理思想的分析,揭示"仁"的文化底蕴及实现"仁"的内涵的途径,指明"仁"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对当代社会、尤其是在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形势下的人文环境有极深刻的现实意义。     

仁为礼本与行礼为仁--荀子"仁礼之辩"内涵剖析

荀子继承孔子思想,沿着其以仁为本、重礼讲仪的思路发展开去.一方面,他以仁为善之核心和人生根本,以仁为礼仪制度的基础和本质.仁德是行礼的前提,行礼是仁德由内向外推衍的逻辑结果,此谓先仁后礼,仁本礼末.另一方面,隆礼至法、明辨达分是仁之应有内涵,行礼守义是得仁的必由途径,仁德的目的即在以礼规范社会、整肃秩序,此谓以礼行仁,行礼为仁.荀子由孔子之仁学开出自己的礼学,从而实践了孔儒由内向外、由理念向操作的拓展.     

论孔子的“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它既是氏族血亲之爱自然情感的遗留,又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存在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它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讲求"克己"的无私奉献精神.同时,"仁者爱人"是人的一种本性,"爱人"的内驱力来自于人自身,"爱人"的行为是此本性的外化.     

试论孔子"仁爱"管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仁爱管理思想,是孔子在弘扬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哲学。孔子以仁爱为核心所建构起来的管理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长期持续的繁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以及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仁爱管理思想中所蕴含的超越时空的管理价值,对弥补现代西方管理文化的缺陷,挽救现代人的精神和道德失落、调整情感孤独、自我封闭等心理失衡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仁爱管理思想在融合现代西方管理文化的基础上必然会形成一种适应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文化。     

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善”之比较——兼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

世界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哲学,它是各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哲学抱有偏见,事实上,孔子的哲学范畴"仁"与苏格拉底的哲学范畴"善'互有同异。孔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主要缘于他对中国汉语文及孔子哲学的不了解。     

论亚当·斯密的仁慈德性

作为18世纪著名的道德情感论者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阐述了其关于仁慈德性的观点。他认为仁慈应当是自由的、崇高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是适度的。A·斯密关于仁慈德性的矛盾观点有其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