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文汇报》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章培恒的长文《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这篇文章论及我国形象思维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形象思维与典型化的关系等问题。我们读了以后,感到有些不同的意见需要提出来与章培恒商榷,与大家一起讨论。     

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

我在《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载1978年7月21日《文汇报》)的一条脚注中,对王文生同志和另一位同志合写的《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里的一项知识性错误曾有所辨正.最近,王文生同志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再论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章培恒同志商榷》一文,除了在脚注中对我的脚注进行谴责外,其正文也是对我那篇文章的猛烈抨击,斥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理性认识"、"重复艺术是感性的直觉的错误观点",而且硬把我的论点与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到处都有诗"的理论挂起钩来进行批判.至其手     

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与严中平同志再商榷

严中平同志在《世界历史》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哥伦布其人答朱寰同志》一文,对于我在同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提出反批评.笔者本着开展学术自由讨论的真诚愿望,仅就哥伦布的评价问题再谈几点意见,就教于严中平同志及史学界的同志们.一拙文曾经举出一些确凿事实,说明哥伦布出身于一个中世纪行会手工业者家庭,属于下层市民阶级.我认为中世纪下层市民是不应该看作"正在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的,没有资本主义关系是不会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严中平同志答复我的文章第一段里集中讨论了哥伦布家庭出身的阶级属性问题.归纳严文的意见,主要有两个论点:(一)在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封建行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常常     

关于形象思维的管见——与叶伯泉同志商榷

近读叶伯泉同志《从鲁迅的创作经验谈谈形象思维问题》一文(《齐齐哈尔师院学报》80年第一期),笔者有不同看法愿意发表,以就教于叶伯泉及其他同志。 结论是值得研究的 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从人类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任何人随意杜撰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取消和改变的。但事实存在是一回事,理论承认它又是一回事。因此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坚持形象思维和否定形象思维的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本刊去年第一期发表了章培恒同志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关报刊或全文转载、或刊登摘要,给予热情的报导。与此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刘世南同志不同意该文观点的来稿。我们认为,不同观点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这也正是本刊所一贯坚持的方针,而且,他们的意见分歧,不仅仅表现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上,还涉及到诸如究竟应该以什么标准来评价文学,如何看待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等一些重大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深入开展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欢迎同志们积极参加“争鸣”。     

论按劳分配中的劳动计量问题——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揭批“四人帮”以来,已为按劳分配恢复了名誉。目前,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各条战线都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以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增产节约的积极性。但是,怎样理解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按劳分配中的劳动如何计量?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正确与否,当然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有极重要的意义。刘克鉴同志在《论按劳分配规律》①一文中认为:“……按劳分配中的‘劳’就是指体     

《聊斋志异》是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吗?——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章培恒同志先后写了两篇文章,提出许多原则性意见①。他通过对现存半部的《聊斋志异》原稿与铸雪斋抄本的对勘,推断出全书八册,每册一卷,並指出了各册的起讫篇目②,还根据一些作品标明的故事发生时间,指出:“此书的写作,前后共四十余年。”这些无疑都是对的。唯坚持认定:“《志异》诸篇系按写作先后排列”;“从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看,凡有写作年代可考的作品,皆先写的排列在前,晚写的排列在后,而绝没有相反的情况”;“而且在各册稿本之间亦各有其写作年代上的断限”。这一论     

再谈唐代轮台问题——兼与林必成同志商榷

关于唐代轮台的地理位置问题,究竟在南疆还是在北疆,经过海内学者们的探讨、研究和论证,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了,即大多数同志认为,唐代轮台在北疆北庭都护府界内。现在的问题是,在北疆的那个地理方位?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由于史料和考古发掘资料之不足证,却仍然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文史哲》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曾发表拙著《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它》一文,谈到唐代轮台地望当在今米泉县境内。同年十一月出版的,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修订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轮台条说:“古县名。唐贞观中置。治     

再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于五四运动——兼与蒙子良同志商榷

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是开端于五四运动抑或是开端于1921年党的成立?本文不同意后面的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争鸣意见。     

再论两种类型的矛盾观——兼与辛敬良同志商榷

我在《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载1964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中,曾提出两种类型的矛盾观,即把矛盾划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两种类型。拙作发表后,许多同志虽有过不同意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学术讨论的。去年第六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辛敬良同志的《同一性的本义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一文,对两种类型的矛盾观重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读了以后,觉得其中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想借此机会重申旧说,期望得到更多同志的批评指教。     

实践限度与马克思辩证法——与陆剑杰同志再商榷

科学实践观是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平台和基础。实践之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关系的关联是对立统一的,主客体对立统一是实践现象界的关系,而主客观对立统一则是实践本质界的关系。将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实践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辩证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唯心的。《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以主客体关系任意比附马克思辩证法本意的做法是片面的。作为限度的实践,只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的,但不归结为实践辩证法。     

再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兼与谭维克、陈平等同志商榷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在伦理学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逐渐地引起国内伦理学界的重视,对此问题的研究亦愈来愈深入。然而,究竟什么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却意见纷纭。谭维克、陈平同志在《试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对我在《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題》一文中所提出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为此,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并与谭、陈等同志的“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以下简称《试论》)的观点,进行商榷。如有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论繁漪——兼与胡叔和同志商榷

《雷雨》是曹禺同志当年震动文坛的成名之作,也是几十年来历演不衰的名篇。繁漪是剧中的主角,是作家最着力刻划的一个人物,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作家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所创造的繁漪是一个历史的、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因此,剧作自首次演出直至六十年代,对她都有过     

论社会必要劳动范畴——兼与陈新同志商榷

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劳动价值学说是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而社会必要劳动范畴则是构成这个基石的重要因素。这个范畴,从质量统一的角度阐明了商品价值的诸种规定性,揭示了价值规律的内容,从而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完备的、无懈可击的整体。马克思运用这个理论透彻地分析了全部资本主义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趋     

再论十六国北朝时期人口的有关问题──与王育民同志商榷

有关十六国北朝人口问题，王育民同志先后发表了《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对自己的四个观点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即一，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是前降后升；二，北朝我国北方户口已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三，东西魏户口发展趋于停滞；四，北周的户口数字是前人误植，不是实际数字。袁祖亮同志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一，十六国时期人口发展是马鞍形，两头低中间高；二，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人口数量并未恢复到东汉的水平；三，东、西魏的户口数量仍有增长；四，北周的户口悬案是在于户平均人口不高。袁的这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姊妹篇，对王的观点再度提出质疑，并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撮论——兼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正> 史学界对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展开了热烈讨论。对讨论中涉及的诸多问题,本文不拟全面镂议,谨就管见所及,撮论分议如下。平均主义思想的阶级根源和表现特色一种社会思想的出现,有其本源。通常所说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这个意思。平均主义思想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斯大林认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     

再谈汉日翻译中的几个问题——再与迟军先生商榷

针对迟军先生于1990年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试析《试析〈汉译日基础教程〉的误译》”一文,从如下几个方面与迟军先生再商榷：一、译文要符合语言的规范和表达习惯;二、译文不应使用过于陈旧的词汇或表达方式;三、译文的句组、语段脉络要清楚易懂;四、译文要符合日语语法规范。     

论联言判断及其种类——兼与于惠棠同志商榷

关于联言判断及其种类的问题,很多逻辑教材与专著没有涉及。即使少数逻辑著作谈到了这个问题,也是说它比较简单,因而没有给予具体的论述。还有个别逻辑著作如于惠棠同志写的《逻辑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较为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但在如何划分联言判断种类的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现把自己的观点谈出来,请同志们批评。     

论同类书的排列——与丘福宏同志商榷

读了丘福宏同志《论出版年月书次号》一文(《图书情报工作》1984年第5期),对文中所提以出版年月为书次号这一观点的改革设想,我们是基本赞同的。但我们认为,采用单一的方法来排列同类书是不够完善的,因为就目前采用的任何一种同类书排列方法而言,都各有其优缺点,所以应采用多种方法。下面,就同类书排列应多样化问题与丘福宏同志商榷。     

论文学创作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与吕俊华同志商榷

新时期以前。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人们从反映论、工具论的角度看文学,片面强调文学创作的自觉性、理性,忽略或者干脆否定自发性、潜意识,从而给文学事业带来了灾难。新时期以来,当人们从多种角度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审视文学而力图扭转这种偏向时,对自发性、潜意识、直觉灵感等等心理现象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并充分肯定了这些因素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应该说这较之以前更贴近于文学创作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