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全文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不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中间三句正是对这一传统政策的认识和总结,首尾两句是在批判纠正汉武帝极度抑商政策的基础上,对传统抑商政策做了理论上的提高与升华,强调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代表了司马迁进步的工商业政策思想。     

秦汉国家经济思想的演变

本文分析了从秦国商鞅以来到西汉中期国家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作者认为商鞅极力推行农战政策，严厉限制和打击工商业，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而作为西汉初期国家经济思想的集中表现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则是对商鞅经济思想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司马迁宣扬的“善者因之”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由于实行这一经济主张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管子》轻重理论的形成，并且使汉武帝和桑弘羊将其大规模付诸实践     

司马迁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贡献

一、司马迁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善因论“善因”论是一种和“轻重”论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它反对封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它的基本主张是放任。在司马迁之前,就有不少人主张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采取放任的态度。孔孟等儒家经济思想中就有放任的因素。①孔子就讲过“因”。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②意思是说老百姓在哪里能够得到利,就听任他们在那里求利。孟子主张“关,讥而不征”。③货物过关卡,只检查一下,连税也不征收。这当然也是一种放任思想。汉初的黄老之学更是较典型的放任主义。“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④汉初几十年实行的经济政策都具     

试论汉初的重农抑商

汉初,地主阶级法家坚持“重农抑商”的方针,在对发展农业生产,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今天,认真研究总结汉初在执行这条重要方针过程中的儒法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很有益处的。汉初法家的重农抑商,是前代法家一贯主张的继续和发展。所不同的是,他们采取了以前所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且在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效果。汉初,封建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已逐步发展完善起来。但是,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痕迹,仍然十分严重的存在着。西汉初年,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虽已基本解决,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业已成为地主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而在工商业领域中,奴隶制生产关系却占着统治地位,生产的大权仍然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手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工商业奴隶主多数是昔日关东六国的旧贵族。秦末大动乱一经平息,他们就纷纷     

论王韬的经济思想的创生性

王韬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首倡"恃商为国本",主张学习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揭开了批判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序幕.兴利是王韬经济思想的中心议题,他主张通过国佐工商的途径实现全面兴利,并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他强调"利权归我",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论刘少奇发展新中国农业经济的思想

刘少奇的农业经济思想十分丰富，特别是他变革新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思路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方案更具价值。刘少奇变革农业生产关系的构想是一个“三步曲”，特点是把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看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反对盲目冒进。刘少奇提出了一整套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方案，其主要措施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扩大农业经营、保护农民利益等。上述思想对当前发展我国农业的启示是：要稳定和完善承包责任制，靠科技兴农，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试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经济史传 ,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超出前人 ,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表现在 :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同情被压迫人民 ,揭露统治者的假清高 ;指出经济是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 ,从经济角度分析经济对国家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决定作用 ;指出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 ,具有明显的反天命意义 ;指出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思想面貌 ,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 ;重视工商业 ,反对重本抑末 ,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地位     

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 巩固中央集权制——谈秦末至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就是重视新兴地主阶级农业经济的发展,限制和压抑工商奴隶主所操纵的工商业。它是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适应当时新产生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提出的一项在经济领域进行社会变革的政策。后来,西汉法家贾谊、晁错、桑弘羊等人特别重视这项政策,且在汉景帝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坚决地实行了这项政策。为什么在秦亡汉兴以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法家都坚决主张要实行这项政策?实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实行这项政策?效果怎样呢?历史是一面镜子。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经济领域中的革命,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益处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产生──重读王亚南和郭大力有关著作的笔记

西方发展经济学分析问题不涉及生产关系。与此不同，王亚南和郭大力在解放前的论著，就侧重从生产关系及其政治上层建筑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产生。他们论述了：历史发展阶段越低，克服自然条件的能力就越低，由不同自然条件制约的同质社会其形式就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越高则反是；与古典劳动奴隶制不同的东方家庭奴隶制，以及自秦开始的其特点为上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离开土地的地主封建制度，其形成与农村公社的存在和动摇有关，这种社会制度是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又多了一个外因；中国经济改造的前提是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政治代表；中国经济建设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自然道路。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及地主经济对它的阻碍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封建社会后期在封建经济关系的缝隙中稀疏萌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的最初形态。许多理论工作者认为:在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某些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镇出现过“机户”与“机工”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于在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观念变革的转折点

本文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论述了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洋务派从变易观、华夷观、义利观、人才观四个方面，否定了封建传统观念，论述了中国应该开放变革，学习西方；应该正确认识华夏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应该“求富求强”，发展工商业；应该废科举，开辟新的育才途径。洋务运动破坏了封建政治制度的思想保护伞和精神支柱，使新思想、新观念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对推翻封建制度起了巨大作用。     

重商主义的早期海外推行

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适应了资本生产发展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西欧各国封建君主国家和早期工商业资产阶级所称道与推行。在重商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西欧诸国进行了早期的殖民掠夺，进而开始资本原始积累。从重商主义的形成、经济思想、以殖民掠夺为载体进行海外推行三个方面进行剖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重商主义。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道家渊源及其发展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在经济上的体现亦为＂无为＂,＂无为＂才能使经济活动合乎＂道＂。司马迁作为道家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道家经济思想发扬光大,其中体现的关于发展经济思想及善因论理论,体现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道家渊源以及司马迁对道家经济思想的扬弃和发展,具有极高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

通过法律困辱工商业者、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传统的形成，直接由“农”、“商”对封建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从政治经济方面讲，私人工商业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有着经常性的危害，它常导致小农经济瓦解。从伦理方面讲，私人工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均平”秩序、俭朴秩序的经常性破坏因素，它易导致社会尊卑贵贱紊乱。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封建国家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马建忠深受西方重商主义影响，而严复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外贸方面，马主张“多出口少进口”，而严认为顺逆差问题无关紧要。在海关税方面，马主张“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而严在赞成“轻出”的同时却反对“重进”。关于借洋债发展民族工商业，马、严思想比较接近。在如何发展本国工商业问题上，严复提倡民办同自由竞争观念结合在一起，而马建忠在提倡民办时却对自由竞争有所恐惧。总之，马是为了保护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而严则企图寻找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