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间组织设立制度之完善

民间组织设立是公民的结社自由得以实现和民间组织成长兴盛的关键。我国现行的双重许可登记制度给民间组织设立设置了过高的门槛,使得大量民间组织无法合法设立,＂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并未改善,制度完善势在必行。政府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必须坚持最低限度、法律保留、利益平衡和标准客观等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单一许可登记制兼顾了公民、民间组织、社会和国家的不同需要,有利于实现保障结社自由和限制结社自由的相对平衡,并由此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困境

民间组织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但在当前面临着发展困境:发展的宏观环境不够好,缺乏自治;组织威信缺失,出现社会公众信任危机;人力资源不足,志愿者的参与不够;法制不健全,违法现象普遍。社会转型是目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中国需要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前进;要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必须让公众把自治、法治、契约、公益内化为自己的一种观念;完善法律法规,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     

从组织生态学视角看民间组织及其社会政策

从组织生态学视角看,社会政策是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民间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有赖于科学的社会政策来引导、促进与监管。然而,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社会政策方面还存在着“双重管理”体制的去留问题、群众文化活动团队合法性问题、民间组织能力不强与公信度不高的政策等问题,阻碍了民间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政府有必要明确对民间组织的政策取向,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释放民间组织的活力,并使之更好地与政府合作互动。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实践

伴随城市化而来的多样化变迁,对过去国家垄断需求满足的体制和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此为公民社会的滋生、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仔细探究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不难发现,不仅卷入城市化的人群庞大,而且方式多样,从而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实践,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一些原先没有的民间社会组织涌现,以满足多样化城市化人群的多样性需求,比如由农村流动人口自己组织的维权组织、商会、同乡会,还有一些城市居民组建了一些民间组织,去帮助作为弱势人群的农民工如何适应城市社会,提升他们的发展能力.日益增多的民间组织首先是弥补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带来的服务失缺,因此更多的是与政府合作;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获得与政府、企业老板和城市居民有一定对话能力,以更好促进利益均衡和社会公正.正是在这样的带有一定张力的合作中,展现出城市化中的公民社会实践活动.但是由于现行体制的局限以及中国公民社会实践时间短等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还比较缓慢,还没有成型.不管如何,公民社会实践应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基于志愿精神的促动

汶川地震后,地震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大量崛起,这说明中国公民社会正在逐渐成长.志愿精神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精神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公民民主权利的觉醒;彰显了社团组织的作用;增强了社会个体间的信任合作.志愿精神的载体是志愿组织,因此,应推动志愿组织的发展,以促进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     

制度困境的破解:义工组织生存不适及改善

作为公民社会发展的结果,义工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对扶贫帮困、促进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实践中的义工组织却因法人制度供给缺陷以及去政府化的民间组织属性,既难跨越“业务主管机关”审核的登记门槛,也难突破法人制度缺陷引发的困境,绝大多数义工组织仍游离于尴尬的灰色地带.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依法赋予义工组织独立的法人地位,推动义工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是转型期社会的时代要求.     

本土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行动特点及发展方向——以贵州省某民间组织为例

民间组织是我国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本土民间组织参与的扶贫开发在扶贫介入、选择、实施和管理过程中产生了官方影响与民间自觉双重路径融合的行动模式,区别于传统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扶贫或独立扶贫.同时这一行动模式也使民间组织在扶贫资金来源、扶贫模式及合作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社会扶贫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即规避组织的行政异化以及作为社会扶贫中介者、调和者、创新者和引导者角色的生成.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单位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证明社会发展对其存在的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各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是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物理平台;是改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有利媒介;是对社会服务管理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运用资本的概念对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民间组织兴起与当代社会秩序转型

当代中国的新型社会控制模式,应建构多元互动、民主理性、自主协商的法治秩序.我国近年40余万民间组织的蓬勃兴起,成为构造自主协商性法治秩序生成机制的主导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促进由"单向管理"向"双向合作"的转型,构建了权力与权利的多元互动制约体系;促进由"被动分配"向"主动协商"的转型,构建了自主自律秩序的生成机制;促进由"无为他律"向"参与自律"的转型,构建了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平台.民间组织兴起中的"中国问题"主要是管制与放任、自主与依赖、民主与参与、统一与多元,建立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合作机制是中国现实的选择,因此,民间组织监管体制需要努力推进,但却不能过于激进.     

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面临转型与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然而,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社区尚不足以实现其多种内涵,也不能够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化和承担城市社会管理的各项功能。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一条社区组织化的新路径,但其各种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则造成了社区虚浮的组织化。政府转变观念并予以推动和扶持,有助于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展,实现社区多层面的组织化,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奠定组织基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地方治理层面上是可行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间组织的成长、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以及基层政治组织自治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实现机制。各地方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创新公民参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参与的配套制度,拓展公民...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两重性

公民社会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议题.由于生成与发展的特殊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未来趋势,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自发性与人为性并存;民间性与官方性并存;自主性与依赖性并存;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并存;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并存;制度空间小于现实需求.     

培育社会资本:社会管理创新的非正式制度路径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路径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一系列的积极作用。但是信任危机、规范缺失、参与网络不足等当前中国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必须以重建政治信任为突破口培育"信任"社会资本,以法制建设为突破口培育"规范"社会资本,以健全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为突破口培育"参与网络"社会资本,以壮大民间组织为突破口培育公民社会。     

制度逻辑冲突:场域约束与管理实践

现代社会中,组织往往嵌入在日益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逻辑冲突给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压力与挑战,包括合法性不足、权力冲突、组织不稳定等等,因而组织必须有效管理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组织场域是制度逻辑的实践空间,其结构特性决定了制度逻辑冲突的性质和程度。管理制度逻辑冲突存在多种战略与实践,其主要趋向是对多重制度逻辑进行整合式创新,以充分利用制度逻辑所提供的资源。制度逻辑冲突管理研究为认识中国转型社会组织与制度变迁提供重要视角,也将从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金融危机视角下的民间组织功能定位

民间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民间组织正在担负其应有的使命,发挥其独特的职能。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机制;营造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环境;引导民间组织提升自身能力。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历史预制、现实预制与价值选择

公民人格是解读公民社会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深层判据,它建基于公民社会的制度存在,孕生于公民伦理的精神价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趋向与公民伦理诉求,决定了传统人格走向公民人格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塑造,是在传统文化语境和现代化现实境遇中发生的,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公民人格的历史缺场与现实吁求,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转型充满对主体性精神、契约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等理性精神形态的希冀与期待。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历史预制、现实预制与价值选择

公民人格是解读公民社会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深层判据,它建基于公民社会的制度存在,孕生于公民伦理的精神价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趋向于公民伦理诉求,决定了传统人格走向公民人格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塑造,是在传统文化语境和现代化现实境遇中发生的,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公民人格的历史缺场与现实吁求,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转型充满对主体性精神、契约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等理性精神形态的希冀与期待。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市民社会的研究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交往中发生了异化,市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对无产者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必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当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比,中国的民间社会有着自己的生成机制和逻辑功能,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的功能由批判向建设转向。基于我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地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走向,争取公民多元利益的实现,同时民间社会也是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异化的强大监督力量。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性,可以促进民间社会健康发展。     

民间组织在现代公民社会中的道德整合功能

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公民社会的道德性和整合功能为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提供基础和依据.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的外在表现是扩大社会公益供给、弘扬职业主义精神、担负弱势群体救助、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等.其道德整合功能通过民间组织成员的规范、教化、引导、激励等方式予以实现.     

构建服务型政府中民间组织的功能探析——以汶川抗震为例

公民社会已经到来,而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也需要民间组织.这次抗震救灾证明,民间组织承载了更细化的公共产品提供、资源整合、促进信息公开等功能,是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将会在灾后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