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试探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中，一向重视和依靠党的作用。他长期探索以党治国之路，从学习欧美的政党政治，到以苏俄的以党治国为榜样，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自己的以党治国思想体系。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内容包括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主张将党放在国上，以国民党为主，联合共产党，以实现民治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党治国的核心是以主义治国，并非党员必做官。为了以党治国必须认真治党，既要注重党纲的制定和实施，亦要注意党德修养。只有治好党才能以党治国。     

试论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

<正>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理论。“以党治国”思想,就是这套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孙中山的治理国家理论,对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形成有其重大影响。对我们今天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政治体制,仍然有借鉴作用。本文试就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谈些粗漏之见。 一 “以党治国”,按孙中山自己说,就是以党“握权”,“将党放在国之上”。他说:“现在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显然,孙中山把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程度,作为衡量“以党治国”实行程度的标准。在以党握权的命题之下,孙中山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也是他向苏俄学习的结果。“以党治国”思想内涵包括用党的主义治国,用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凝聚人心。“以党治国”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正> 孙中山先生自建立同盟会始,就规定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称这个宗旨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不久,他又将这个“大本”阐发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的概括.为了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他设计了著名的“三序方略”,规定了以党建国和治国的时间和方法.从同盟会时代的革命方略,到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的《建国方略》,孙中山都把从军法之治开始到约法之治结束这段时间称为革命时期.他又将革命时期,视为建国时期.建国结束后,即进入治国时期.也就是说,他主张军政、训政时期是以党建国,宪政时期是以党治国.方略规定在建国时期,党的责任是: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逻辑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借鉴苏俄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而形成的。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逻辑是: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前提;党在国上是以党治国的体制特征;主义治党是以党治国的思想保证;以党统军是以党治国的必要手段;领袖至上是以党治国领导保证;政党政治是以党治国的归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回应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双重困境,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进程。     

从政党政治到以党建国：孙中山政党观变化的原因分析

民国建元之初,孙中山信奉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宪政框架下开展政党政治活动.后来,孙中山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观念,主张"以党建国"或者"以党治国".孙中山政党观念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决定了这个时期中国不宜开展政党政治活动;直接的原因是民元之初的议会政党政治试验的失败使孙中山对自由主义政治产生的怀疑;而苏俄的影响则是孙中山政党观念变化的外在因素.     

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

孙中山曾提倡政党政治。但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使孙中山政党观发生变化,转而主张建设革命党并付诸实践。革命党政治的实质即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党治国。在近代中国,这种革命党政治,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监督机制,就有可能演变为一党专制,一党独裁。     

党国政制的肇基——民初革命运动的历史抉择

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是民初历次革命运动反复冶炼的政治结晶。它由孙中山及其政党进行理论阐述与实践尝试,在护法运动中后期至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初期逐渐肇基成型于广东,最终伴随北伐战争的狂飚席卷全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影响。党国政制的肇基与普及,与其说是孙中山一人倡导之力,毋宁说是急需革命政党指路引航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抉择。自然,党国政制的利弊与是非,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所使然,不应完全归功或归咎于晚年力主实施这一政制的孙中山。     

孙中山晚年的和平思想主张

孙中山晚年为实现和平救国救世的理想 ,提出了两大思想主张 :一是以和平手段收革命之功 ,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 ,使武力变为国民之武力 ,铲除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的土壤 ,以便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进而建设新国家 ;二是以中国的王道文化为基础 ,以民族主义为依归 ,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列强的侵略压迫 ,谋求各民族的独立解放 ,进而实现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和平。这些和平思想主张 ,不仅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是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之一 ,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与指导作用     

析孙中山与陈炯明对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选择

从理念上看:孙中山主张"以党治国",陈炯明则赞成"联省自治".从方式上看: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陈炯明则主张"粤人治粤".从手段上看:孙中山主张武力北伐,统一中国,陈炯明则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谋求统一.从目标上看:孙中山主张实现"民生主义",陈炯明则力图建设"模范省".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     

论孙中山早期民生主义思想

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经历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我们把旧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称之为早期民生主义,并从政治经济角度就其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及其历史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一、孙中山早期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早期民生主义思想,与他的早期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思想,并不是同步产生的。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只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尚无“平均地权”一说,即当时尚无民生主义思想。在此八年后即1903年秋,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革命军事训练班时,才首次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经济政治主张,从而初步形成了民生主义思想。1905年10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式问世。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     

论孙中山知行认识论蕴含的教育哲学

知难行易是孙中山认识论的核心思想。孙中山提倡“知难行易”,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认识心理、国民行为、提高国民素质。反映了孙中山重视教育的作用;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提升国民素质,发挥教育的工具理性;主张心性教育,提升民族道德修养,发挥教育的价值理性;提倡政治教育,主张教育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从宪政维度看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价值取向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中山有一套成系统的宪政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孙中山在思考中国问题时确实常常涉及宪政问题,但完整意义上的宪政思想在孙中山那里并不具备,即使是以“宪政”为旨归的民权主义也并未严格遵循宪政理论的内在逻辑。一主权是与国家权力来源及其归属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主权归谁所有,主权在君还是在民,这是近代西方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孙中山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主权在民论者。早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宣言,主张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式的民主共和政府…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述评

地方自治思想是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理念为核心的宪政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梳理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其思想的两大来源:西方的政治制度经验和中国历代政治统治的经验;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指出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最后简述了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启示。     

论孙中山的"以人就法"思想

“以人就法”是孙中山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思想主张,其基本精神是反对封建时代的“人治”,维护资产阶级“法治”。就这一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无疑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其中不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也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却体现了孙中山在对待古代历史遗产和学习西方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主义色彩,不仅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可借鉴的现实意义。